2015年，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全国性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顺利组建新政府，引发全世界关注。虽然目前学界对缅甸是否彻底转型成为民主政体尚存争议，但缅甸已完成了从“纯军人政权”向“军人为主一文官为辅政权”转型的开启继而到“文官为主一军人为辅政权”转型的深化却是不争的事实。研究发现，促使缅甸军方放松对权力的控制，从而开启和深化政治转型的根本原因是其利益目标的改变和保障条件的完备。具体而言，缅甸军方追求的目标从追求对政权的完全控制转变到追求关键控制，关键控制相对于完全控制或无法控制能够使得军方获得大的净收益，特别是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和军事保障这三项保障条件的具备极大降低了军方追求关键控制目标的风险，提供了军人放松权力控制后的安全感。《缅甸军人政权的转型逻辑》建构了一个解释缅甸整个军人政权转型时期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有助于理解缅甸军政权转型的本质，也帮助理解缅甸转型后的政治行为的逻辑。《缅甸军人政权的转型逻辑》还构建起了军人转型动机到军人采取转型行动的因果解释机制，发现了军人政权愿意推动转型的低边界条件，在学术上具有创新意义，有助于解释和预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人政权转型。

《民主形态论：马克思的权力阐释视角》作者围绕社会性权力和民丰制的内在要素及结构功能，勾勒了马克思民丰形态思想的基本逻辑，剖析了民丰制的内在结构和形态分界，对前现代的民主形态、现代民主形态、新型民主形态做了纵向描述和分析。作者立足于国家制度形式范围内民主制的结构和运作，引入了权力民主和权利民主两个基本概念，从横向上分析和比较了民主制诸历史形态的结构和功能，并侧重说明了当代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状况，探讨了新型民主形态在中国当代的建设，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一本逻辑清晰、内容充实的关于民主形态及其内在关系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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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治理》立足于地方□□治理现状与未来，从探讨现代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治理角色和定位入手，概括总结了地方□□治理的基本理论，充分借鉴了国内外地方□□治理的新成果，围绕新时代地方□□治理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分别从社会治理、经济治理、绿色治理、城镇化治理、贫困治理、发展规划治理、公共危机治理、大数据治理等方面系统剖析。通过生动鲜活案例与理论建构相结合的方式，介绍地方□□治理创新经验，总结地方□□治理之道，建构了地方□□治理的理论体系，并为实现地方□□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财政分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不乏对财政分权后果的探讨，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而《财政分权、包容性增长与治理研究》对此加以深化和拓展，即从包容性增长的角度探讨财政分权的效果，构建了可实际操作和可供验证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进而检验了财政分权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并以此改进财政体制和财政分权的设计。其突出特色在于为评判包容性增长水平提供可资检验的标准，将研究的视角和内容拓展至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均衡性来验证财政分权的机理及其效果，并比较和借鉴了具有相似发展背景的印度的包容性增长战略的实施状况。

《东盟国情报告2016-2017》是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安全等角度对东盟十国心2016-2017年的国情进行梳理和剖析，为读者全面呈现东盟国家在各领域的国情发展与变化情况。

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两国在经过二十多年“民间外交”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在1970年代初结束了“不正常状态”，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结束了“战争状态”，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也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友好、互利合作树立了典范。中日邦交正常以来，两国关系经历过令人怀念的“蜜月时期”，也出现过严重困难的“冰冻”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两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以及彼此间利益的不同，分歧、矛盾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和困难，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21世纪初，中日两国共同努力，走过了“冰冻”，确立战略互惠目标，两国关系达到新的高度。本书从中日关系发展基本经验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各阶段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强调时代在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日关系发展四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并没有过时，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其中*重要的就是要遵守立足长远，认识两国发展的大趋势，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妥善处理分歧，才能积极推进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本书精心挑选和编排了汪熙先生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的代表作，包括《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等有影响的重要论文。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南面与阿联酋和沙特接壤。1971年9月3日独立。卡塔尔系君主制国家，埃米尔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掌握国家*权力。石油、天然气产业是经济支柱，卡塔尔是世界*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近年来，卡塔尔政局保持稳定，对内进行适度政治、经济改革，着力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外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外交活跃。本书全面系统介绍了卡塔尔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对于国人了解和认识卡塔尔具有一定的意义。

麦迪逊是美国的“宪法之父”和第四任总统。在美国创生的历史时刻，他思考美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得出的答案是，美国应该建立一种复合共和制的新政治制度。本书详尽地研究了麦迪逊构思并通过美国宪法落实的这一政治制度，并指出这一制度在形成之后，由于内部的政党和外部的军事、经济、社会的挑战，而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巨大变形。麦迪逊的政治理论，也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奠基和两次变形，而相应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本书创新地指出，麦迪逊政治理论从*到第二个阶段*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三个方面：从希望建立无党争共和国，转向承认党派政治的不可避免，并重新思考了政党的意义；从主张一个更接近单一制国家的联邦，转向强调州拥有自己的主权，可以否决联邦政府的立法；从相信人民是主权者，到强调舆论的真正重要性。本书指出，麦迪逊不仅根据美国新政治制度的可变性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理论，而且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可变性本身也做了思考。本书深入研究了麦迪逊对政治制度的可变性的思考。本书研究表明，麦迪逊并非是一个只关心政治制度的形式与结构的旧制度主义者，而是同时思考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方面和可变方面。1800年之后，麦迪逊从立法者转为执行官，先后担任美国的国务卿和总统，而他的政治理论也随之继续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对美国新生的政治制度，出现了三个新的外部挑战。首要的外部挑战是导致美国首都被英军焚毁的1812年战争。第二个重要的外部挑战是经济发展迫使美国政府突破宪法规定的权力界限。*后一个挑战则来自奴隶制。美国的宪法没有为这三项外部挑战给出既定的解决方案，麦迪逊只能自行去思考新的解决方案。他的三项新解决方案都为现代世界打上了深刻的印记。他为1812年战争确立的防御性准则，将*终使美国的“战争部”改称“国防部”；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使他拒绝批准美国*银行延续其存在，并间接使得美国的中央银行*终只能以“美联储”的独特名字出现；他为解决奴隶制而提出的利比里亚方案，是今天存在的利比里亚共和国的起源。麦迪逊在作为执行官运行美国政府期间所面对的这三重挑战、他所给出的方案及其影响，都大大超越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初框架。这些来自军事、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外部挑战，无法被稳定地纳入政治制度的内部，总是迫使宪法暴露出它不完美的一些侧面，并迫使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断变形。面对着美国政治制度的形变，麦迪逊明智地看到，美国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尝试毕竟只不过是一次政治实验。这项政治实验与其他科学实验一样，其所依据的理论应该根据实验结果来修正。麦迪逊的这一思想，为美国政府的不断改进开启了大门，而麦迪逊所帮助设立的美国宪法中的修宪条款，也使得美国政府的改进可以依法进行。毕竟，也只有一种可以适时改进的政治制度，才是能够持续存在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