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些独特优势是由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的，也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逐步形成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能够长期执政和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宝贵政治资源。当前，这些独特优势正受到来自方方面面因素的激烈挑战，如果不能战胜这些挑战，党的固有独特优势有退化、弱化、淡化的危险。因此，不断增强党的独特优势是党的建设中刻不容缓的任务。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作为边疆民族地区，70年来，云南始终遵循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的基本规律，着眼于以党的自身建设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紧紧围绕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工作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基础性地位，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党的组织路线，持续培养和造就一支与时代发展同步，勇于担当历史使命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夯实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坚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狠抓反腐倡廉建设，始终保持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把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目标要求和重大部署创造性地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相结合，把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努力解决困扰云南党的建设关键性全局性问题，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云南实际的党的建设新路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从文本的视角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一定的语境中，将语言文字等各种符号根据一定规则构成的蕴含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符号系统，展现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更为丰富多样的一面。同时，突破现有的静态描述研究，深入探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语境和目标、文本形态、文本生产、文本要素、文本传播等实践过程，为优化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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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基于梅波特海军基地改建备选方案的案例，对航母母港核化的改建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介绍国外主要军事强国航母母港基本情况，改建的累积效应、建议的管理措施和缓解办法概要等内容，以求为海军一线部队和科研人士提供技术贮备和材料支持。

《同济大学2018年党的建设研究》收录的30篇党建研究论文正是围绕相关建设和综合改革任务，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总结凝练而形成的党建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紧贴实际、内容丰富，总结了新的经验，拓展了新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反映了同济大学党建研究工作的新成果，为进一步提升高校党建工作水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研究支持。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清末海防建设活动在地方的重要主政者，极为珍贵的是，二人在主政海防建设期间的往来信函留存完整，时间跨度从1873年至沈葆桢去世的1879年，内容上涉及到船政建设、1874年保卫台湾的活动、第一次海防大筹议、船政人才北调、北洋水师筹建等重大历史事件。本书辑录这批珍贵的往来书信，对每通书信进行点校，对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以及书信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考订研究，从私人通信的层面，更生动地呈现出有关清末海防建设的历史，更深入地展现出清末很多海防政策、战略产生的经过，同时进一步展现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在中国近代海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太平洋战争”系列全景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国日本和同盟国的美、英等国，于1941年至1945年进行的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和东亚地区的太平洋战争。完整呈现日本军国主义兴起至败亡的全过程，深入分析太平洋战争的前因后果，多角度展示轴心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作者文字流畅，行文脉络清晰，引经据典，还原史实，对事件和人物有精辟的见解。书中战争场面宏大、进程细腻；人物形象饱满，性格突出；情节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本书系“太平洋战争”系列第六部《美日对决》，主要叙述了巴布亚半岛战役、新乔治亚群岛登陆战、开罗会议、血战塔拉瓦等内容。

本书运用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案例，解释说明并论证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代表美国商业利益对外国进行干涉，以保护美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利益的兴衰史。 关于“陷阱”一、为什么叫帝国陷阱？一旦美国某届政府承诺代表美国投资商出面予以干涉，以保护其在海外的财产等权益，那么未来的政府要想避免此类干涉就更加困难。如果某位总统令人信服地承诺动用美国的强大势力保护在外国的美国财产权益，那么，这个国家可预见到的投资风险就会降低，更多的资本就会大量涌入。未来的政府可以拒不履行含蓄的承诺，但是这样一来必须带来政治成本，政治成本越大，投资商拥有的财富所面临的风险就越高。简言之，代表海外投资商进行的成功干涉，将引致更大的海外投资；而这些更大的海外投资一旦受到危险，又会制造成更大干涉压力。结果就是一个“帝国陷阱”，而落入这个陷阱，美国政府就会发现，他们很难抵抗保护美国海外财产利益的强大压力。二、资本操作陷阱的方式20世纪的美国投资商，在压制国内反对派和战略利益方面普遍获得成功。他们所运用的特定政治战略随时时间的推移也已发生变化。20世纪初期，海外投资商绝大部分都是动用个人的政治关系以影响政策。随着帝国陷阱这一模式开始实施，个人政治关系变得更容易。20世纪30年代，投资商开始运用更为复杂的战略，将保护他们的利益与政府当时高度重视的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投资商们鼓动公众和国会舆论，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些公司试图将国家利益，如反对共产主义，与他们的财产权益捆绑在一起，争辩说，保护他们的收入来源，对否认敌对国家诸如此类的收入来源发挥了有益的影响作用。美国各类公众认为，没收他们同胞的财产，就是针对美国的攻击和损害。其他公众担心，一个国家对美国财产的没收得到允许，其他国家可能会随之效仿，如此这样，在某个时刻，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可能高达一定程度，足以影响到公众他们自己的利益。诸如此类的担心并不一定是现实，它们只需要被人们相信。干涉成本往往都是分摊，范围覆盖全社会，借助了所有这些战略，海外投资商正是从这一事实中受益。三、帝国陷阱经历的三个阶段美国非正式的帝国，在整个20世纪没有因总统的更迭而不断地移动，反而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兴起与衰落。20世纪初期，当政治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保护其国家的海外利益时，*个“帝国”出现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更多地使用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当大萧条摧毁了维系该帝国的政治联盟时，这个非正式的帝国就此寿终正寝。第二轮经济利益驱动的干涉行动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第二个“帝国”的地域范围更加广阔，受到富于挑战的反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且几乎不可能圈入直接的军事干涉；但是，第二个帝国（与*个类似）也使得投资商操纵了美国政治系统，且常常相当成功，或者保护他们的投资，或者确保他们的损失获得赔偿。第二个帝国并没有彻底地终结，而是被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取代，私人投资者发现，司法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定与发展，与求得华盛顿的支持一样极具吸引力。这也是帝国陷阱的第三个阶段。

《东线》系列丛书，由著名军事作家朱世巍先生撰写。它全面而详细地讲述了二战中苏德战争的整个过程。全书以丰富的地图、表格和图片资料，以及洗练、洁净的文字表现，展示了苏德战场上震撼人心的浴血大搏击与攻防力量的大转换。 《东线：从哈尔科夫到库尔斯克》讲述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从1943年初到当年夏天，苏德战场南部的战争进程。1943年初，德军在东线南部遭受连续惨败，直到在哈尔科夫反击之后才稳住阵脚。苏德战场因此迎来较长的平静时期。而随着战局的改观，交战双方都在考虑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因此需要一次战役来检验新的力量对比。1943年夏季，德军集中了庞大的装甲部队，在库尔斯克发动了苏德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略进攻，但很快失败。红军乘机收复了哈尔科夫和奥廖尔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