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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依据我国历代以来所拥有的“钓鱼台列屿”史料，特别是中国各朝代及西方各国，包括日本所绘海图，雄辩证明“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廓清了中国台湾东北附属岛屿与历史上中国的藩属国琉球（1875年后被日本吞并）及日本之间的海权沿革，更指明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借美国归还冲绳管辖权之际，欲乘机“接爱”我钓鱼岛列屿这一可笑伎俩背后的强盗逻辑：侵华窃土、“放弃”窃土、窃土再占。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今天人们一般所称的“钓鱼岛”或“钓鱼岛列屿”是指包括了钓鱼屿、橄榄山、黄尾屿、赤尾屿在内的“钓鱼台列屿”中的钓鱼屿。

枪炮声停息后，重建工作旋即开始。从非洲大湖区到阿富汗山区和东帝汶的咖啡种植园，基金组织伸出援手，协助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重振经济。为配合在恢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国际努力，基金组织迅速采取行动，帮助为经济的良好运作奠定基础。刚走出战争阴影的国家需要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实施稳健的经济政策，恢复人们的信心，使其相信经济很快就会复苏。

本书以冷战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为重点，较详细地分析了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演变的缘由与国际大环境之间的关系；论证了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南亚政策调整；重点研究并分析了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演变的内容及其影响；并全面阐述了冷战后印度与世界主要大国及其邻国之间的外交战略调整等问题。本书是一本研究印度崛起较为全面的专著。

英国是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盟友，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英国占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美英关系素有“特殊关系”之称。但是。这种“特殊关系”并不是始终不变的。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英国外交战略的调整。美国对英国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60年代初，尽管苏伊士运河危机使美英关系产生裂痕，但是美英之间仍可以说是“特殊关系”。然而，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于美国没能阻止英国从东苏伊士的撤出、英镑贬值、英国没能向越南派兵、英国最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英国日益转向欧洲，美英“特殊关系”已大大削弱。逐渐转变为“自然关系”。美国对英国政策也实现了由原来的将英国视为其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盟友到将其看做众多盟友中的一个的重大转变。这导致了英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的明显下降和美英“特殊关系”的相对淡化。

全书论述东北亚五国（中、日、韩、朝、蒙）各自和相互在政治、经贸、安全方面的关系；并将俄罗斯置于特殊位置，论述其与上述五国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论及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意图等。全书资料翔实，观点明确，论述有据，分析精辟，较完整地浓缩了东北亚五国的关系全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所提政策建议具有现实可行性和重要参考意义。

《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是研究周恩来外交历史地位的一本书，突出地研究了他的外交业绩和外交智慧。周恩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外交部长，他以非凡的人格魅力与高超的外交智慧，为新中国谱写了一部光辉伟大的红色外交史。日内瓦，他伸出热情的手，带去“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带去浓香四溢的国酒茅台，也带去了中国人民良好的期盼；万隆，他独有的爽朗、真诚的微笑，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一颗光芒四射的外交新星……本书以“评说”、“溯源”、业绩”、“智慧”四个部分共31篇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历史地位，突出研究了他的外交业绩和外交智慧。全书资料翔实，阐述精准，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周恩来外交研究的深度和水准。

本书作者从事外交工作42年，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期间曾任职于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墓地注册委员会和新安州后方口岸。后任外交信使13年，遍访亚、非、拉、欧四大洲的50多个国家，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躲过劫难，又曾在阿尔及利亚遭遇军事政变。70年代成为进入马耳他的我国首批外交官，多次安排马总理明托夫访华，并参与接待李先念主席访马。80年代在伦敦参与接待胡耀邦总书记访英，并参与过英女王访华的前期工作。在美国芝加哥任职期间，遍访领区9个州的众多城市，深入了解美国社会，广交各界朋友，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该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记述了自己职业外交官生涯中那些难忘的人和事，特别是外交信使的甘与苦。

关于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识与相互理解的问题，笔者已经研究、思考了许久。现在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拙著，就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的题目是“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但笔者在书中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给读者留下一块自己思索的空间，以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和我们之间的交流。现在，笔者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了。早在1998年，笔者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就曾经指出，就过程分析，中日关系的发展大体上要经历三个阶段，即相互认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其中，相互认识是基础，相互理解是关键，相互信任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在相互认识的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达到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过程的时间长短，直接决定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快慢。三个阶段在时间上不是等距离的，在空间上是互有交叉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26年了，时间可谓不短，但是两国民众依然处于从相互认识阶段向相互理解阶段发展的过程中，而且这种相互理解的过程进展的很慢。（参见1998年8月31日日本《朝日新闻》）。近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实践，基本上是与笔者的观点相吻合的。本书的初稿完成于2003年，其主要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上与国内和日本同行先后进行过多次交流。在认真听取他们的想法和建议的基础上，并结合近来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况，笔者对原稿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充。

本书作者于1950年进入外交部，在抗美援朝期间，作为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与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全过程、接待归来的我被俘人员、出席停战签字仪式。1954年随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出席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作为先遣组成员，参与我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建馆工作，之后担任首任大使翻译。80年代，曾陪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首次出国访问中南美五国；在华盛顿考察过美国总统里根的连任竞选活动，并出席其就职典礼。后主持我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处工作。曾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副代表身份，赴断交中的印尼和尚未建交的韩国，执行往访的先遣任务。1992年成功推动联合国系统规模最大和级别最高的国际会议亚太经社会第48届会议在北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