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先生（1888—1985）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自1912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起，历任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大使，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折冲樽俎逾半个世纪，经历过一系列中外关系的大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顾氏自1960年开始，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耗资二十五万美元，完成了英文稿11000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长篇回忆录涉及旧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通过陈鲁直大使、贺其治先生，拜访了顾维钧先生，洽商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顾氏欣然表示同意，并特意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其后，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全盘承担了此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组从1982年7月开始工作。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先后达六十余人，大都是高等院校的学者与社会知名人士。译校工作自始至终严肃认真，不仅力求文笔畅达，忠于原著，而且反复查证史实，务期准确无误。译本的第一分册于1983年5月问世，第十三分册于1994年出齐，全书共600万字。顾氏回忆录中文版发行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史学界、外交界及广大知识界的赞许，咸以为顾氏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然而，由于该书篇幅浩大，使一般读者难以卒读。为此，顾维钧先生女公子菊珍女士1994年回国时，曾与天津编译中心共同研议，决定出版一部《缩编》，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并可促进此书的流传。由于回忆录所记述的史实连贯性很强，许多事情的演变过程曲折复杂，盘根错节，缩编工作的难度很大。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缩编的原则是：主线不断，层次不乱，大事不丢，文字不变。即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整体框架与章节层次，抓住主要历史事件，突出关键环节，并力求保持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风格。除正本中“次日”、“两天后”之类的时间用语改为具体时间外，全为中文本原文。缩编是全书的浓缩，不是局部切割，从总体上保持了原著的精华。

大宇学术财团支援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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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于1963年。当时，4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档案尚未解密。邹谠先生主要利用国会听政会和国会纪录等文件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朝鲜战争这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这部著作是60年代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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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从传统的外交史脱化出来的。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史的范围应当比外交史更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但要把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哪怕只是勾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各国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办到。因此，迄今为止各国学者所写的国际关系史似乎都还没有真正超出外交史的框架。近年以来，我国已经出版了若干部有关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但据我所知，似乎还没有一本像张宏毅同志的《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那样从1917年一直讲到1993年。单是这一点，作者的勇气就值得充分肯定。当然，张宏毅同志的书还有一些优点，例如条理清楚，叙述明确，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关系，等等。由于上面所说的国际关系史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这个特点，《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一书今后还应在国际经济、文化的交往方面加以拓展，使它的内容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怀着这样的希望，我愿看到本书的再版。

外交是文明的产物，源远流长。学者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十分原始的民族之间，派遣使者进行谈判与沟通亦为通常做法，而且这些使者受到按出使国"风俗或戒律"的待遇。这表明，早在原始社会，部落之间处理关系的行为方式已有了外交的雏形。国家产生之后，外交更具有实质的含义。这部著作被学术界誉为"体系较完整、系统，内容充实，分析有新意，是一本将外交学理论外交学理论与外交实践紧密结合的佳作"，评论者赞誉课题组"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与开拓性的探索，编写出我国第一本《外交学概论》，填补了这一学科的空白。"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外交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总之，外交学院在上述领域进行的开拓性工作及取得的成绩，既加强了学院本身的学术实力，也为实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外交学中国化"的遗愿做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

本书以生动的纪实手法，全方位、纵深度地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恐怖与反恐怖活动的历史场景，以及两者生死较量的全过程。

本书收录了反映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外交往纪实性文章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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