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复杂多变的时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近百年来，中国和英国都处于重大转折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变化，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向世人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新问题和解决国际久悬不决的问题的新方法。我们认为，中国学者研究中英关系更应重视本国披露的重要史料。固然，英国各种档案资料的保管、整理和使用的便捷闻名于世，但是英国是一个帝国主义积习很深的国家，对华关系的有关史料难免不确，征引时尤须慎重。在香港回归祖国日渐迫近的时候，我们谨撰此书以表申贺与喜悦之忱。我们相信，今后中英两国关系的发展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和麻烦，迅速而全面地发展两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完全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的。

据法国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译出 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黄逸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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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幽灵： 新“黄祸论” 世界末情调 西藏问题：杀向中国的双刃剑 以台制华，分化中国 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 ……

这是一对新中国外交官夫妇的亲历记。他们在拉丁美洲工作、生活了余年，走遍了主要的拉美国家。从书中能追寻到新中国同最遥远的拉美各国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外交关系的艰难历程，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读者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感受拉美在近三分之一个世纪里发生的古巴革命、马岛战争、尼加拉瓜政治风暴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领略卡斯特罗、格瓦拉、阿连德等传奇人物的风采；饱尝亚马孙雨林、安第斯山脉的奇妙风光；感受玛雅文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冲撞……同时，也能追寻到新中国同最遥远的新大陆各国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外交关系的艰难历程，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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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宇学术财团支援刊行。

顾维钧先生（1888—1985）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自1912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起，历任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大使，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折冲樽俎逾半个世纪，经历过一系列中外关系的大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顾氏自1960年开始，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耗资二十五万美元，完成了英文稿11000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长篇回忆录涉及旧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通过陈鲁直大使、贺其治先生，拜访了顾维钧先生，洽商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顾氏欣然表示同意，并特意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其后，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全盘承担了此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组从1982年7月开始工作。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先后达六十余人，大都是高等院校的学者与社会知名人士。译校工作自始至终严肃认真，不仅力求文笔畅达，忠于原著，而且反复查证史实，务期准确无误。译本的第一分册于1983年5月问世，第十三分册于1994年出齐，全书共600万字。顾氏回忆录中文版发行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史学界、外交界及广大知识界的赞许，咸以为顾氏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然而，由于该书篇幅浩大，使一般读者难以卒读。为此，顾维钧先生女公子菊珍女士1994年回国时，曾与天津编译中心共同研议，决定出版一部《缩编》，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并可促进此书的流传。由于回忆录所记述的史实连贯性很强，许多事情的演变过程曲折复杂，盘根错节，缩编工作的难度很大。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缩编的原则是：主线不断，层次不乱，大事不丢，文字不变。即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整体框架与章节层次，抓住主要历史事件，突出关键环节，并力求保持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风格。除正本中“次日”、“两天后”之类的时间用语改为具体时间外，全为中文本原文。缩编是全书的浓缩，不是局部切割，从总体上保持了原著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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