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国际体系定义发展与其他相近概念的厘定、近代国际体系起源和发展及其经济与政治的互动等。

本书向法律工作者介绍了普遍适用和区域适用中的一些问题和原则——各个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将这些合于适用的原则与其本国法律的规定相结合，从而形成一套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和任何官方程序的全面的行为准则。

《德国与中华民国》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德关系史的名著。作者充分利用美国、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档案，论述了1928—1938年中，德亲近关系建立后德国对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军事制度、工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指出了近代中国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并不只是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更在于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实质性接触。美国《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等书评认为，《德国与中华民国》是研究中德关系史的一本“难以超越”的著作，是关于中国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项“极其出色”的成就。

本文是阿诺尔德·汤因博士与池田大作博士的对话集，内容包括：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二十一世纪大学教育之展望、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一场伟大对话的源流等数十篇文集。

美国坚持不平等条约的政策在1925年再次受到中国新的爱国主义浪潮的冲击。这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震惊全国，几十座城市的民众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再次响遍各地。形势极其严重，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日、4日、11日连续向列强发出抗议照会，要求立即停止对上海平民百姓的枪击，释放被捕的学生，撤退海军陆战队等。但各国在复照中都极力为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进行辩护，竟说这些巡捕是忍无可忍。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说，中国学生被枪杀是有理由的。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人为由派往上海的舰只和军队比其他国家都多，当时在该地区集结的33艘外国军舰中美国占13艘。美国国务院认为，在惨案的交涉过程中美国要与其他列强保持一致，不能“以任何方式有损列强的团结”。驻华外交团根据美国使团的建议，组织有美、英、法、日、意、比等六国人员组成的沪案调查委员会。尽管许多中国人要求进行中外联合调查，可是美国政府认为“鉴于公共租界的特殊状况，任命一个中外联合调查组是不可取的”。显然，这个由外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不是想搞清真相，而是想方设法来掩盖事实的严重性。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只是找几个工部局的负责人和几名上海总商会介绍来的证人询问了一下情况，就结束了调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蔡廷斡等人进行谈判。中方提出解决五卅惨案的13条条件，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伤亡人员和其他损失、道歉、收回会审公廨、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等。谈判一度中断，改在北京进行。直到10月，列强方面才陆续做出一系列表示：释放所有被捕人员，让有关外国巡捕辞职，中国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赔偿损失。但对言论出版集会自由这样的要求没有做肯定的承诺。从“五四运动”开始，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已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逆潮流而动的对华政策显然已使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遭到破坏。而美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很在意其形象的。一个良好的形象有助于美国扩大其在华利益。面对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美国方面的态度出现变化。6月19日，美国驻华代办梅耶即敦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对中国人做出“一些让步”，“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后果将是严重的”。6月24日，中国北京政府照会各国政府，指出五卅惨案的根源是不平等条约，“必须重新调整中国与各列强的条约关系，使这种关系更符合于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正义和平等的观念，更适应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外交部代表向新任美国公使马慕瑞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抵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激进宣传，它不期待列强做出许多让步，但列强起码要同意在一年之内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讨论修约问题。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建议美国带头提议召开有关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会议。国务卿凯洛格虽然担心这么做会遭到其他列强对破坏合作的指责，但他还是向总统报告说：他准备考虑与中国同时讨论这两个问题。他愿意尽可能地与其他列强合作，但是如果他们的意见与美国政策不一致，他宁愿单独行动。6月30日，凯洛格接见中国驻美公使时表示，美国将对修改条约的问题持积极态度。P80-81美国坚持不平等条约的政策在1925年再次受到中国新的爱国主义浪潮的冲击。这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震惊全国，几十座城市的民众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再次响遍各地。形势极其严重，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日、4日、11日连续向列强发出抗议照会，要求立即停止对上海平民百姓的枪击，释放被捕的学生，撤退海军陆战队等。但各国在复照中都极力为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进行辩护，竟说这些巡捕是忍无可忍。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说，中国学生被枪杀是有理由的。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人为由派往上海的舰只和军队比其他国家都多，当时在该地区集结的33艘外国军舰中美国占13艘。美国国务院认为，在惨案的交涉过程中美国要与其他列强保持一致，不能“以任何方式有损列强的团结”。驻华外交团根据美国使团的建议，组织有美、英、法、日、意、比等六国人员组成的沪案调查委员会。尽管许多中国人要求进行中外联合调查，可是美国政府认为“鉴于公共租界的特殊状况，任命一个中外联合调查组是不可取的”。显然，这个由外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不是想搞清真相，而是想方设法来掩盖事实的严重性。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只是找几个工部局的负责人和几名上海总商会介绍来的证人询问了一下情况，就结束了调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蔡廷斡等人进行谈判。中方提出解决五卅惨案的13条条件，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伤亡人员和其他损失、道歉、收回会审公廨、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等。谈判一度中断，改在北京进行。直到10月，列强方面才陆续做出一系列表示：释放所有被捕人员，让有关外国巡捕辞职，中国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赔偿损失。但对言论出版集会自由这样的要求没有做肯定的承诺。从“五四运动”开始，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已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逆潮流而动的对华政策显然已使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遭到破坏。而美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很在意其形象的。一个良好的形象有助于美国扩大其在华利益。面对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美国方面的态度出现变化。6月19日，美国驻华代办梅耶即敦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对中国人做出“一些让步”，“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后果将是严重的”。6月24日，中国北京政府照会各国政府，指出五卅惨案的根源是不平等条约，“必须重新调整中国与各列强的条约关系，使这种关系更符合于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正义和平等的观念，更适应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外交部代表向新任美国公使马慕瑞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抵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激进宣传，它不期待列强做出许多让步，但列强起码要同意在一年之内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讨论修约问题。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建议美国带头提议召开有关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会议。国务卿凯洛格虽然担心这么做会遭到其他列强对破坏合作的指责，但他还是向总统报告说：他准备考虑与中国同时讨论这两个问题。他愿意尽可能地与其他列强合作，但是如果他们的意见与美国政策不一致，他宁愿单独行动。6月30日，凯洛格接见中国驻美公使时表示，美国将对修改条约的问题持积极态度。P80-81

本书是全国台湾研究会2004～2005年的专题研究报告，也是该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美国，人们并不急于做官。有才华有能力的，有商业头脑的大有人在，他们有各种办法在各自的事业中出人头地。他们能够轻易获得既有财富又有影响的地位，所以这些人不想从政。然而，不能就此推断说美国的政府官员是没有才干的。相反，我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愉快地证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仅高效，而且从整体上说，他们同欧洲各国政府的官员旗鼓相当。当然，考虑到领取的不多的薪水，无力劝说特别杰出的人士接受官位，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我认识几个内阁大臣，他们在任职两三年后，不得不辞职重操旧业，据说总统千辛万苦地想找到能人干将来接替他们。这些说法不适用于总统，并不是因为总统的薪水丰厚，因为比起欧洲国王和皇帝的所得实在少得可怜，而是因为这个职位，远远高于其他任何职位，是人民所能馈赠的最丰厚的礼物。从来不曾听说有人拒绝总统的提名。我相信不管提供给谁，他都会欣然接受。我在美国同一些人交谈过，他们告诉我，他们显然是白宫的继承人，他们也的确是，因为正如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王储是王位的继承人，他们是总统职位的合法候选人。曾经有一位女士也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她获得的票数不多。对于现行的法律和宪法，美国人是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这件事令我感慨。上至总统下至小贩，人人遵守，无一例外。然而有时太拘泥法律，反倒困难重重。让我举一例说明。根据宪法第一条第六项，"参议员或众议员在竞选期间不得担任将要成立的美国政府的文职工作，也不得在这段时间内增加工资。"某一位参议员被总统任命加入内阁，而正巧那个机构在他任职参议院时所发的薪水提高了，所以按规定他只能领取他成为参议员之前的薪水，他无权享受他在参议院期间国会批准的加薪，尽管当时他丝毫不知道这场加薪会影响到他的收入。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是罕见独特的。外国人谈到中国的不同省份时常犯一个错误，让我通过纠正这个错误来说明我的观点。西方作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每个省都是自治的，地方政府独立行动，无视北京政府的命令。然而事实上，民国建立之前，所有地方政府的官员均由北京政府任命或批准，按皇帝指令，可以随时更换或免除总督或省长，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开展任何重大事务。这同美国的各州比起来如何？每个美国人都夸耀说他那个州独立于联邦政府之外。每个州的州长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每个州都设立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立法机构，它也是通过大众选举而产生的。州政府具有极大的、几 ……

《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系统总结了作者近十年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包括对社会科学知识谱系富有创建性的思考，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理论与方法独特的探索，反对传统的将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思维上的“二分法”，提出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进行分析的精辟见解，以及应用“历史社会科学”方法和“理性主义”方法对世界经济与历史体系（全球层面），东亚国际体系与亚洲区域化（区域层面），中国的转型、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国家层面）等具体问题领域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制度化以及发展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作者自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以来，对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的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和研究，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这本论集便是其中部分论文的汇集，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从不平等条约的角度阐释中外关系。二是论述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近代中外关系和政治，是一个广博浩大的领域，论集所涉及的论题不过是其中一隅。在这个领域，学术界已有大量成果问世，但仍有着诸多可继续挖掘的新问题，已作研究亦可进一步深入或重新认识。这是一个颇具诱惑的领域，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解析更多的历史之谜，还须做出更艰巨的努力。

二、与清政府相勾结，企图扼杀中国革命清政府得知爆发革命后，惊恐万状。10月13日，庄亲王内阁的陆军大臣阴昌请求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纳少将提供武器弹药。此时日本由对中国革命持冷漠态度的西园寺组阁，在解决东北即满蒙的问题上，西园寺的做法是力图支持清政府，而不希望此次革命产生一个共和政体的中国，故对清政府的请求，日本政府于16日以“清政府亦应改善对日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作为交换条件，予以应允。23日，日本政府授意太平组合在北京的代理店大仓组，与清政府陆军部签订购买近300万日元武器的合同（全部是日俄战争后更换的残次品）。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不理会其他帝国主义的“中立”，而摆开协助清政府对革命进行镇压的架势。10月11日，日舰“对岛”号驶赴汉口“保护”侨民，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川岛令次郎被推为指挥各国驻汉口舰队的总指挥。日本另派军舰驶进长江，监视革命军的行动，防止革命军占领大冶铁矿。10月16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对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发出训令，日本政府决定在辛亥革命初期对清政府镇压革命采取支持的态度，甚至不惜招至革命军的“恶感”。训令内容如下：“帝国政府鉴于清政府为了讨伐革命军，急切需要获得枪炮弹药，已决定让本邦商人对上述供应给予充分援助，并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帝国政府之所以冒此重大危险，敢有此举，实为念及对清政府的特别好意……贵官应迅速采取适当的办法，使清政府及摄政王本人充分考虑上述意图……翻然丢弃以往的误解，两国相互信赖，共同努力维持东亚大局”，等等。由上可见，日本自始至终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不仅通过向清政府出售武器弹药来支持镇压革命，甚至向中国迅速增派军舰等军事部署以趁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而在通过支持清政府的同时，以获取在满洲权益为勒索条件，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P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