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条约是现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也是国际法主体参与国际关系和进行国际交往的主要工具。而国际条约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是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国际法的原则在处理国际条约适用香港和澳门过程中，既有大胆的实践和创新，也有对国际条约法制度的突破，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和实践，为国际法的前进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书对于这些实践和创新，有必要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条约法的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和探讨。国际条约在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不仅是一项崭新的课题，也是一个正在实践中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我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处理国际条约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过程中，既有大胆的实践和创新，也有对国际条约法制度的突破，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和实践。

《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通过分析中国海洋划界争端产生的历史、分析中国海洋划界争端演变的过程，从中预测中国海洋划界争端发展的趋势，并提出处理和解决中国海洋划界争端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同时也对具体争端的解决提出作者个人的设想，力求为中国海洋划界争端找到公平合理的、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本书全面勾勒了自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中国与犹太民族组织及以色列国的历史与政治关系，重点探讨了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犹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以关系、建交前后的中以关系，以及以色列共产党对华政策，中国香港在中以关系中的作用等问题，披露了不少新历史资料。本书还对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政策、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筹作了专题讨论。

写中日关系，“当然允许断代。但主政治上考虑，这样的著作，不写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一共四十一年的历史，就是个很大的缺点。特别是这十多年来中日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对两国带来了极大利益，不引导研究历史的人们和读者从多这方面看问题，不好。”因此对中日关系既要写古代的历史，也要定近代、当代的历史。本书正是在胡耀邦同志这一批示精神的激励下完成的。全书凡三卷，从古及今，可谓一部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全面系统论术中日关系发生、发展和变化的通史性著作。

进入新的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文化、教育、道德、伦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冲击，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来势汹涌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首要的问题是处理好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包括让我们的大学生明确以下重要问题：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文化冲突是怎样形成的？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状是怎样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将如何进行？本书解读了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研究。

二、新现实的挑战新思维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现实。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交叉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盟国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与激烈的经济竞争同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不妨碍安全关系的发展；社会制度上的共性无助于缓解领土争端和军事对抗；共同宗教信仰未必能成为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宗教的号召力却往往是国家间战争的催化剂。由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变化，各国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都会根据各自所面临的新现实，进一步进行调整。那么，我国理论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哪些新现实需要进行理论探索呢？1.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国理论家需要解释的新现实是：第一，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虽然战争的危险一直存在，世界大战并未爆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爆发。军备竞赛的升级与战争危险的增长看来不是同步的。美苏之间的全面军备竞赛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从陆地、海洋到外层空间，正在不断扩展和升级。与此同时，中国在裁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行动，继续压缩国防开支。第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爆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今天对我国领土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其他类型的国家。第三，战后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虽然有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问题、超级大国争夺等因素，但战争频繁并持续不断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外部干涉。超级大国有时反而需要通过对话或默契以防止局部冲突扩大化。在地区性民族或种族冲突中，阶级斗争的因素不明显。第四，战后在西方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进行的一些战争及出现的战争危机，例如，美国进行的侵朝战争、侵越战争，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入侵，美国同利比亚、伊朗的冲突，英国对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等，都不是（或不能引发为）“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垄断资产阶级为争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进行的战争。对这些冲突需要做出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第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民经济军事化不是必然趋势，统治阶级不再靠暴力镇压手段维持政权，也不存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战争，也不直接反映阶级对抗。2.当代苏联的战争与和平理论，必须回答上列事实中的大部分问题。与中国面临的不同现实是，苏联的主要军事对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构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的观点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戈尔巴乔夫等人回避了关于社会国家之间战争的理论说明。但是，苏联在对外政策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它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落后地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带来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对阿富汗的侵略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以及国内人民的反感和抵制，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政策调整；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至今未取得任何进展。种种事实向苏联领导人证明，单靠强大的军事机器和武力的运用，既不能换来自身的安全感，也不能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更不能换取国际威望。相反，战争手段的使用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代价。3.关于使用武力的教训同样适用于美国。越南战争的惨痛经验迫使美国对自己使用战争手段的有效性提出怀疑。西方国家在国外长期卷入军事冲突，一定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遭到驻在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抗议。北美、西欧、大洋洲以及日本的和平运动，不能不受到西方政府的重视。西方过去一贯宣传说，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来自“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煽动的叛乱”。这一论调在一些重大的现实面前站不住脚。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视中国为它们安全的威胁，反而企图同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但中国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次，近年来给西方造成严重麻烦的地区性冲突和危机中，许多事件都没有看得见的“莫斯科之手”，更不是当地共产党活动造成的。国际恐怖活动，也无法归罪于苏联及其同情者。再次，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西方国家必须重新估计苏联威胁的程度和方式。中、苏、美等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取向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战略思想的基础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世界各种基本政治力量进行分析估量。不过，将世界各国按照某些标准（各国标准不同）划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或者“朋友”和“敌人”，这种思维定势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的世界政治进程。多样化的政治现象需要有多元化的政治理论来解释。P7-P8

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后，大陆方面决定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到了他发表“一边一国”的论调以后，两岸陷入政治僵局，两岸学者都进行思考，寻求打破政治僵局、争取双赢的途径。 作者将其这个时期在报纸、刊物、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专访报道、访谈纪录等汇编成书，以便留下时代的痕迹，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深一层的思考。

《传播视野中的国际关系》共选取了12位硕士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题材涉及了如何认识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外交和外交政策、战争、国际传播秩序、国家形象、传播力作为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美国公共外交、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传媒角色，等等。选题和立论方面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相信不仅对本研究方向的研究有所启发，对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也会有所帮助，因为有许多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作是在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围内，也可以看作是国际关系学固有研究领域内的内容。

这是一本全面介绍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成长历程和研究现状的著作。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的长篇绪论，对这一学科近十年发展的历史、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独到的阐述。在正文的十七章里，来自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近二十位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别评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各个主要分支及重大专题的研究进展，从不同侧面生动展示了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势头，同时细致梳理各自领域的缺失及其原因。全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分析力度，第一次全景式地呈现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当代发展的立体影像。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从整体上分析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点，按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形态，分为前国际体系、方国际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宗藩朝贡体系、“平等”关系的确立与断裂、冷战期间泾渭分明的 “一对二”关系、后冷战时代中朝中韩关系的良性发展等8个大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作为独立的一章进行论述。另有一章分析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未来走向。书前的绪论介绍了中国史学界与朝、韩史学界存在分歧的几个问题，最后一章作为全书的总结，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分歧的原因，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鸡犬相闻，有数千年的交往史。只有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中，理清朝鲜半岛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确定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基本框架，分析不同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不同特点，并以此去理解相关的历史问题，才能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而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新形态的构建将根植于中国与朝鲜半岛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