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成绩的背后是紧张而繁重的劳动，这其中有成功和失败，有喜悦和痛苦，有希望和绝望。整个生命实际上就是光与影的结合。古人曾说，世界是两面的，“有白天，也有黑夜”。生活中真与假、好与坏始终相伴。说到外交工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妥协，然而这其中有施压也有让步，有行动也有谈判。这也是本书名为《光与影》的原因。这本由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编著的《光与影》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建国与发展的历史著述。它记录了哈萨克斯坦不平凡的外交岁月。

《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从中国人的立场和中国外交的实际出发，宏观综合与微观关系相结合，系统研究了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国际环境、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传媒与民意等五个方面的决定因素，其中对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的分析有一定的独创性和新意。《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的出版将促进世人对中国外交及决策整体和实际的了解，推进我国外交决策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科学发展。

该书以对威廉斯等四位历史学家及其学说的评述为线索，逐层展开“威斯康星”学派的庞大的观点体系。作者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对单一的学派的评论，而是在评述的过程中，涉及到美国外交史学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流派，以及它们之间的互为承继和歧异的流变关系，实际上作者在写作时着眼的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史。全书内容极其丰富，已经远远超出了论题所限定的范围。这正是我对于该书感到极大的兴趣、恨不能一口气将它通读完毕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也希望这本著作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掌握国际关系密钥：文化、软实力与中国对外战略》是一位中国学者在最近十余年倾力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作用的结晶。文化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世所公认的前沿课题，作者的成果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内开拓创新，填补空白的努力。全书深入地探讨了大量理论问题，如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文化趋势，国际集体共识与国际合作，文化理解、误解和有意曲解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化与国际制度的相互关系，价值观与区域文化认同，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等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掌握国际关系密钥：文化、软实力与中国对外战略》结合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实际，做了前瞻性的分析，从文化的角度重审中国的国家利益、价值取向、软实力建设等议题，提出了一家之言。《掌握国际关系密钥：文化、软实力与中国对外战略》对政府官员和专业研究人员富有启示，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常备参考书，也可供社会上所有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士参阅。

《清代中国人的俄国观》共分五章内容，分别是：俄国观概述、俄国历史地理观、俄国社会文化观、俄国政治外交观、俄国经济贸易观。

《国际人权公约与和谐人权观》是一部在中国的语境下从文化与治理的角度研究人权的理论著作。面对当前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背景，作者通过阐释人权普适-冲突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人权价值与制度冲突的实质根源。在对中国人权建设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作者主要阐释了和谐人权观与社会主义中道治理模式。基于信守人权的文化自主，《国际人权公约与和谐人权观》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本土文化情怀。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与治理语境，作者对中国人权理论的中西问题、传统与现代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国际人权公约与和谐人权观》适合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法学、政治学研究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等学习参考。

正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以及现代文化建设尚未成熟，才会造成所谓“中国崛起的阴暗面”——腐败、环境、企业竞争力、信仰危机等等问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在21世纪崛起的大国，是一个厌恶四邻，或者被四邻厌恶的国家；一个崛起的亚洲，是由三个彼此厌恶的国家构成。崛起意识，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整天陶醉在崛起的美好想象中，向世界大声宣布我们马到功成。崛起意识是要在认识到中国发展的诸多困难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整体的国际冲击力和影响力。自卑与自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是以别人为关注核心产生的心理。未来建立一个以中国本体为出发点的看世界的心态是至关重要的。“竞争性”的民族之间彼此认同，恐怕不是十年、二十年之内能够实现的。为此．我们只能努力让中美关系不断量变——“好些，更好些”，但对“质变”却真的不可心存幻想。这是摆在中美关系面前棘手的难题。

《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收录作者近年来关于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新作，对秦汉至六朝时期岭南与东南亚海上交通、唐朝市舶制度、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系、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考古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作者比较详尽掌握相关中外文献资料，并与田野考察、考古发现相结合，具有开拓性。如通过印尼印坦沉船考古发现，探讨以往未受注意的南汉贸易与外交问题；再如利用珍贵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荷兰吧达维亚日记、热兰遮城日志等外国文献，复原早期东西方接触与中荷关系开篇的历史等。

美国是一个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它历来讲美国的特殊使命和命运，讲美国例外论，强调美国价值观念的普世意义，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筑在美国的价值观念之上是美国决策者的口头禅。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并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克林顿政府把推广民主作为外交政策的三个支柱之一。到了乔治·沃克·布什时期，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被强调到了极致，推广民主被视为美国外交的终极目标。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赖斯国务卿的许多讲话都不厌其烦地阐述这一点。公共外交为何在乔治·沃克·布什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呢？笔者以为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冷战的结束被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看作是美国意识形态对苏联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美国单极世界的到来。但恰恰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地悄然出现了“反美主义”。这实在是令美国决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美国的价值观念比别人的都好，美国是善的代表，美国所做的一切是在“替天行道”，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人对美国不满，甚至反对美国？在“9·11”以后，布什和一些美国高官一再问：“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们？”国务院还主持了两次关于全世界反美主义的专题讨论会，一次是穆斯林世界学者的会，一次是非穆斯林世界学者的会。笔者应邀参加了后一个会，它于2002年9月在马里兰州举行。与会的国务院高官总结说，在穆斯林世界的反美主义是仇恨，在非穆斯林世界的反美主义是不满。

全书分三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追溯了日本大战略的历史，将日本如今的战略思考和政策与过去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考察了日本国内的战略论证。第二部分关注的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塑造日本的战略变化，并对日本经历的四次国际催化性事件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研究考察了日本所要面对的威胁的对策。总的来说，塞缪尔斯对日本大战略的研究既体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也包括了对思想流派的清晰解剖。通过这本著作，我们将全面了解日本大战略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也使我们明白影响日本大战略制定的各种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历史传统因素。塞缪尔斯讨论了塑造日本新的战略共识的各种因素，不仅对于日本安全政策做出了相近的描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亚的未来也做出了预测。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日本研究，作者对于日本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的观点全面而深刻，同时，书中还增加了很多作者对日本决策者的访谈以及大量第一手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