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援助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或者作为援助者，或者作为受援者，或者兼事援助与受援，几乎所有的主权国家和重要的国际组织均涉及国际援助。作为经济治国方略的一种形式和实现国家对外目标的重要手段，对外援助模糊了“高政治”和“低政治”的分界线，进入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视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题域。援助的动机和实质问题是对外援助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模式，即“援助国利益”模式和“受援国需求”模式。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由于总体权力的差距，在援助问题领域，援助国居于主导地位，而受援国居于被动地位。但是这种观点常常与对外援助的内在逻辑和援助的实践相抵触。就援助中的利益关系而言，援助毕竟不同于武力侵犯和征服，而是以资源的让与性转移为特征，援助行为不可能在援助国单方受益的情况下发生；就权力关系而言，在具体的援助问题上，受援国往往拥有与其总体实力不成比例的优势。因此，应当有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援助一受援关系，这种理论应当能够说明援助一受援关系在利益上的互惠性，以及在援助问题领域权力结构的大致对等性。社会交换论就具备这样的理论优势。本项研究引入社会交换论作为立论依据，提出了研究假设：援助一受援关系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受援国在援助问题领域拥有一定的可供讨价还价的权力资源。进而，我们分别把“互惠”和受援国“问题领域权力”两个关键变量做了操作化处理。我们对互惠关系做了由强到弱的区分，把援助国的利益区分为战略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人道援助等几个连续而又相互分离的变量。关于权力，本书发展出由自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和派生性权力构成的、对具体问题领域权力结构的一种分析框架，并以此对受援国在援助问题领域的权力进行了操作化。在最后三章，我们以此作为理论框架，观察和分析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几个大国的对外援助。在结语中，本书对理论假设及其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式做出总结评估，提出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并就对外援助之于中国的意义作粗略的评判。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今后仍将沿着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断进步，继续发展。这些年来日本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所以尽管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但是由于两国都在发生急剧变化，两国之间仍然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相互理解。这种新的相互理解，并非是指感情上的或者一时的相互理解，而是要基于学术的、理性的分析，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

对伯驾而言，他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地位，可以借用人们对他的一句评语来表达，即他“用手术刀把中国开放给基督福音”。在19世纪中美早期外交关系中，美国来华传教士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虽名义是翻译或秘书，但由于早期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对中国颟顸无知，对华外交事务几乎全部倚重他们，实际上无异公使或领事。这类传教士中，伯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伯驾本来因“修约的光荣一定轮不到他的身上”，乃把建议由美国占领台湾看作“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机会”，希望藉此为他尚显平淡无奇的外交生涯增添一份辉煌的成果，却不料仍与修约一样无果而终。

当所有主流媒体的聚光灯都打在美国这个明星国家身上时，就在此时，在美国的“后院”里，拉丁美洲各国正掀起一场二十一世纪革命，汹涌澎湃。我们都是在主流媒体的喧闹声中去认识拉美，我们的思考，有多少受着媒体的影响？我决意为拉美这次革命抽丝剥茧，或许，你会在《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一个香港独立女记者的真相之路》中听到不同的声音：墨西哥一个叫阿丹哥的村庄，竟然连八岁小孩也拿起长刀向我表示要保卫土地；危地马拉的玛雅族作家，带我旁观原本过去一直被军政府禁止的玛雅祭典；萨尔瓦多的前游击队头目，发觉经营旅馆比打游击还要困难；我在尼加拉瓜坐在一位老人家门前，细听他忆述美国干预尼国那五花八门的手段；巴拿马一名非洲移民，告诉我他如何利用巴国这个避税天堂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在委内瑞拉，来自贫民窟的婆婆捉着我的手，说，她的顽疾终于因革命可以医治了；在玻利维亚，我与原住民一起咀嚼古柯叶，他们誓死捍卫祖先留下的文化；厄瓜多尔的小子不停追问我，为什么他们坐在油田上却又这样穷；我走进古巴的学校，老师们向我展示不一样的教育、不一样的古巴……无论如何，这《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一个香港独立女记者的真相之路》的目的不是要作出什么大论述，而是静静地去记录在一个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环境里，人如何仍能拥抱对美好社会的盼望，并拿出无比的勇气去实践，即使过程中也有错失的时候。

《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认为东盟与亚太地区主要大国关系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东盟向这些国家推广“东盟规范”和社会化这些大国的过程.作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而对占主导的现实主义“大国平衡”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此理论框架下，《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以东盟与亚太地区4个大国（即中国、日本、美国、印度）的关系为案例，认为以“东盟规范”为表征的东盟在认识方面的魅力或者说是东盟的“软实力”正是其对外关系成功的真正基础。《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在理论方面的发现有两点：一，揭示了现实主义的理性计算和建构主义的社会化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这两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是有接点的，二，证明了社会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讨论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未来，认为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能为各国所认同的“地区规范”。

东亚关系研究是我院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近现代东亚关系的变化与人本主义（朝鲜文版）/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韩国学研究丛书》各学者将紧紧围绕东亚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开讨论和研究，涉及文学、语言、历史等各个领域，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相信通过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将把我院对东亚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量将出现跳跃式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交通运输量的大幅增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接合部，与东盟国家既陆地接壤又海路相连，具有较大的交通区位优势。《中国与东盟交通合作战略构想》全面研究了广西面向东盟国家的海、陆、空的交通发展趋势，建议将广西打造成中国—东盟海陆空交通枢纽，加大与东盟国家的交通战略合作，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干涉内政原则研究：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分析》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里，如果要想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和平与安全，那么，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正如国家主权原则不是绝对的一样，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依赖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抵御外部力量的渗透也变得日益困难，同时，国际合作的需求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过。因此，必须从国际法律秩序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思考不干涉原则在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价值。

世界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中美俄三国关系复杂微妙，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中美俄智慧博弈（1992-2009）》以演义的形式，为读者精心描绘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建立以来，三国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和现实，既有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也有鲜为人知的机密掌故，清晰勾勒出近二十年来世界政局的真实脉络。书中细致刻画了中美俄三国当代重要政治人物的风采，如中国的第三、四代领导人集体，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普京，美国总统大小布什、克林顿等，他们的外交经历构成了三国政治往来的细节和基础，对于理解三国鼎足而立的关系也具有切实的意义。《中美俄智慧博弈（1992-2009）》还着力借鉴《三国演义》中善于刻画计谋的成功经验，并应用到中美俄三国关系当中，以妙趣横生的计谋提挈章回，将历史还原为生动有趣的故事，深入挖掘重大国际事件背后的细节和逸事，使读者既能了解历史的真相，又能获得阅读的快感。《中美俄智慧博弈（1992-2009）》力求完整再现三国之间的发展序列，透析国家关系的深层规律，使读者获得宏观的历史认知和深刻的历史智慧。

《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多样化》是北京市“十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多元化与文化冲突”的最终研究成果。全球化的过程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到了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学者们争相讨论的话题。全球化首先使全世界的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这对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全球化同时还把不同的文化和价值汇聚到一起，使这些文化和价值相互冲突，造成了令人担忧的价值多样化现象。价值多样化现象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引起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传统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