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东亚战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研究的重点和主线是影响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主要运用系统方法分析中美在地区层次的战略互动。中国因素主要从三个层次界定：第一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地区意义，即中美双边关系对美国制定地区内其他国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第二是中国在美国地区战略中发挥的角色，主要指美国在地区层面实施的间接对华战略和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打的“中国牌”；第三是中国东亚战略对美国地区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地区层次意在牵制和防范中国是中美之间无法达成互信的根源。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以传统与现代性理论为框架，详细探讨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并进一步全面展现了有清一代260多年间中朝两国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1626～1860年，中朝两国之间呈现一种传统的东亚式的国家关系。在此期间，清朝出于抗击明王朝的需要，通过两次战争征服了朝鲜，确立了对朝鲜的统治权。清朝此期的对朝政策走过了一条由军事威慑到怀柔攻心的道路。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稳固，到康熙、乾隆年间，中朝两国之间因军事征服所形成的裂痕逐渐抹平，朝鲜成为清王朝宗藩体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藩属国。1860～1894年，东西方列强的东侵，致使传统的东亚秩序面临着全面解体。为应对挑战，清政府逐渐改变对朝政策。在此期间，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依次经过了变动三部曲：骑墙观望→开始干预→全面干预，对朝政策的传统色彩渐趋蜕化，近代意义的成分日渐增多。总体而言，清政府260多年的对朝政策留下了一条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曲线。而这种变化却折射出东亚地区社会整体运动的趋势。由于受到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限制，人类文明表现出多元共生、分散孤立的形态。在东亚地区，中国长期以来凭借先进的文化、完备的制度、强大的国力，一直在扮演着文明的缔造者、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在其影响所及的区域推行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精髓的国家交往政策，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关系，即“宗藩体制”。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始，随着全球一体化运动的启动，人类社会相互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世界逐渐由分散走向整体。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新贵们依仗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疯狂掠夺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在向全世界强力推行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国家准则。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由此发生。对外民族战争中的连连惨败，众多藩属国家的接踵而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宗藩体制”，检讨往昔对待“朝贡国”的政策得失，寻求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下统御“朝贡国”尤其是朝鲜的新方略，力图在新旧两种外交体制的夹缝中实现对朝鲜的掌控。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渐渐脱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呈现出愈加鲜明的务实主义色彩，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近代以来，清政府对朝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展现了中国社会在西力东渐下的被迫适应，主动求变，表明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艰难起航，昭示了中国已经由东亚地区文明的中心沦为西洋文明的边陲。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最终失败，则宣告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较量的惨败。与此同时，反映了清政府对朝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由于东西方文明是在一种异常情形下相遇的，因而拥有悠久历史传统且发展极端完善的中国古典文明在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显得步履蹒跚，分外艰难。以1840年鸦片战争肇其端的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一个畸变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现代与传统共存，文明与愚昧并在的矛盾混合体。清朝在甲午战争前的对朝鲜政策就孕生在这样一种宏大的时空之下，自然也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物。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目标不外乎两点：一是确保“天朝上国”的尊严，维护对“藩属”国家的“宗主权”；二是保卫边防的安全，抵御东西方列强的侵略，简而言之就是“保藩固边”。沿着清朝此期对朝鲜政策的思路再进一步探讨则会发现，在主权独立、国家平等风行天下之时，该政策的施政核心，一则显示出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印迹，二则自身充满了矛盾。而正是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彻底失败。

《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记录了中国前驻日大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数十年外交工作的经历见闻，披露了他在联合国任职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展现了他精彩的外交生涯，为公众进一步了解外交官和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中，读者既可了解许多外交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也可增进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与感悟。在清新流畅的文笔背后，作者为我们诠释了他“温和而坚定”的个人风格。

《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是中非关系问题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撰写的最新力作，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西方评论家认为本书对那些曲解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言论进行了有力驳斥。黛博拉教授既赞赏中国为非洲带来的财运和机会，也提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在她看来，“西方把龙当作是强大又有可能对他人构成威胁的象征”，或许非洲人也会有这样的模糊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书名定为《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的原因所在。黛博拉·布罗蒂加姆任教于美国美洲大学国际服务学院，长期跟踪观察亚洲和非洲，曾经在中国、西部和南部非洲生活，并作为富布莱特研究员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其他发展机构的顾问大量走访、穿梭于这些地区。

近代外交史学的主要特点：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间，中国外交史研究在清朝官方外交史料、民国外交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以及断代史、通史、双边关系史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在这一动态演进的发展历程中，无论从研究人员的组成、研究所依托的史料的整理和出版，还是从新史观和方法的运用、现代外交理念的表达和倡导等方面来看，都具有近代史学转型的鲜明的特点。

《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由李海龙著，本书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尝试将物质的方法和社会的方法结合起来去理解国际政治，考察国家行为体制度化的动力和影响，从而分析当代欧美关系的变革与发展，探讨两者关系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发展的转化，并对欧美未来关系作出判断。希望此研究成果能有助于我们对欧美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对其他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化进程给予启迪。

《寒冰走苏东》由孔寒冰。原苏联东欧地区（简称“苏东”）是多种文明的集散地，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分别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在这一地区汇集。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冲突，都在这一地区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浅程度不同的痕迹。《寒冰走苏东》是作者在行走苏东各国时的随笔，记录了作者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包罗了作者行走之处的风土人情，地理自然景观描述等等。这些图文并茂的文章生动地反映着真实的东欧，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同时对于吸引更多学者投入此研究中也具有深远意义。

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给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什么是国际战略研究的边界、主题、主线和理论基础？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着重关注哪些问题，能够为国家的战略决策起到什么样的咨询作用？我们编辑出版的五部年度《评论》虽然不能对这些问题提供专门的解答，但是它所涉及论题的多样性，文章作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应当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深化我们的战略思考。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30年来，张维为教授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1980年代第一次出国感受到的震惊，到今天在海外随处可见的“中国热”；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翻译陪同国事访问，到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者参加国际交流，作者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已普遍接受了这个中国的崛起这个无处不在的事实。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

日本独特的风土环境与历史发展模式使其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实用主义思想”，该思想影响着日本哲学、宗教、道德、伦理、思维等，并贯穿日本文化发展的始终。作者梳理了两千余年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与重大事件，并对现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实用主义思想”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在日本对华政策发展中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使日本的外交文化体现出明显的“重利轻义”“实力至上”与“灵活暧昧”的特征。此外，作者还从文化角度对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