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经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铁托一类的人”，毛泽东对此事一直感到不平。然而，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后，毛泽东却反对将斯大林 “一棍子打死”。莫斯科提出同中国联合建设潜艇舰队毛泽东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他气愤地说：“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莫斯科决定采取报复行动，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毛泽东表示：要硬着头皮顶10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2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考虑到可能发生核战争，中国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修订版）》以专题形式，系统回顾了1949－1990年间中苏两党、两国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之争，中苏论战，苏联援助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中苏关系的恶化与转机，中苏边界纠纷，等等。观点新颖，引人入胜。

《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以日本的外交文献为主，是按照时间顺序论证的。具体揭示的，是日本政府在上述不同时期的决策和战略。这在日本某些势力依然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的今天，让他们的前人出来作证．当是具有现实意义。 人们有权利了解历史的真相；人们应该知道历史的真相。著者相信：人们可以从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有所思考。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成败，取决于它的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政策。 著者希望日本执政的政治家转变思维，为了日本的国家和民族，正确地认识历史，为中日关系造福，为日本与东亚各国的关系造福。

本书的体例是具有创新性的，目前世界上没有同体例的著作。学术体例上，全书共分为三部分：一是外交决策理论研究，二是中国外交决策研究，三是对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外交决策进行研究。这种体例以前在国内外同类著作中是没有的。我主要是从学术体系的完整、全面、系统和具有一定深度出发，力争写成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考虑的。另外，还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从我本人的学术创作经验看，这种完整的创作体例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和阅读习惯，适应面比较广（1989年1月，我作为第一作者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国际关系学》也是采用这种完整的体例。十几年来，该书已印刷3次，至今还是各大院校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本书也力求学术方面的创新。一般说来，一本书如果有20％的内容是创新性的就很有价值了。而本书的基本体系和主要内容，我都是从创新的目的出发创作完成的。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而我在这方面是最早进行研究的。几年时间里，为了把这方面的研究做准确、做扎实、做出彩，经常独自面壁凝神思索。宝山无径全靠独自斧凿刀劈，学海有涯惟有众生辛勤横渡。由于是学术创新，其中的难度自然可想而知。全书在体例、设置、断限、取舍、加强、补遗方面均需自创琢磨，难有借鉴，写作过程中多次彷徨、停顿，甚至推倒重来，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后在各方面的支持鼓励下完成了书稿。本书在材料收集方面也有特点。本书写作中引用的资料都是公开发表的出版物中的资料。但是我利用外交学院从属外交部的优势，以及进入外交学院读书任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这个系统所受到的熏陶，接触了一些其他部门可能了解不到的材料，常年系统地听一系列重要的报告及参加一些会议，虽然并不一定直接与本书的写作相关，但对透视、把握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还是很有帮助的。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申请查看未解密的档案（未解密的档案，即使看了也不能用），但是我通过与大使等各级外交官的访谈、参加各种研讨会、来自学界前辈和卸任高官的审定帮助，努力使有关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各段叙述内容尽量接近于历史事实并有所披露。所以本书的最大亮点集中在“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部分。但由于外交决策的过程在世界各国的外交研究中的保密性、敏感性等原因，都是难以在最近期复原再现的，因此疏漏错误难以避免，恳请各界读者指正。

在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用语中，有一个似乎为隔海相望的中日两国所专用，这就是“一衣带水”：“衣带”之长，象征着中日交往历史之悠久；“衣带”之窄，象征着中日地理文化之接近。开创日本律宗的中国唐朝鉴真和尚一千多年前在回答日本僧学恳请其东渡传法时说，“日本是有缘之国”。“有缘”二字，意义非常：它既是指日本与佛法方面的缘分，也是指中日在历史、文化和宗教上的缘分。《中日关系报告》在观察近年日本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能源、区域合作等方面，论述了中日关系及其特点。作者还重温了几代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和实践，它蕴含着指导我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及哲学理念。

《互动与博弈：中美政治与经济互动分析》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修改补充而成的，该书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互动研究做出了一些探索。全书分为8章，具体包括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理论内涵、中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全球背景、中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历史发展、美国国内政治与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动、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动、中美经济利益双赢的结构分析等。

《当代国际关系教程》的编写始于1997年，是福建省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计划中“面向21世纪的高等院校境外生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是高等院校境外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华侨大学境外生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教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威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到祖国大陆高等院校就读。在向他们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介绍当今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外交战略，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策略，已成为许多高等院校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华侨大学是国内两所著名的华侨高等学府之一，建校46年来始终坚持“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秉承“会通中外，并育德才”的办学理念，发扬“宽容为本，和而不同”的校园精神，形成了“一元主导，多元交融”的校园文化，构建了“一校两生，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在对海外华侨、华人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已形成了以《中国文化概论》、《当代中国经济》、《当代国际关系》为主修，以《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中华伦理》为辅修的独特的课程体系。《当代国际关系教程》正是这一课程体系中的一本教材，也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学习。

总统在外交和国防政策制订方面一定比国会具有更多的优势，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国防和外交政策决策是由行政和立法“联合决定的”。一句话，总统在对伏国会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是，承认总统的权力影响并非意味着他是全能的，国会有权而且确实在影响国防和外交政策决策。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外交政策上居于压倒性地位的挑战不复存在，全球性相互依赖的日益增长使得内政与外交的界限更加模糊。诸如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全球环境恶化和日趋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等，都迫使国会由于其在国内事务问题上的重要地位而不断介入外交事务。但是，国会在外交决策方面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否像有人声称的那样“国会主宰外交”或者说国会辩论只是有声势无效果？国会中谁在掌握外交决策权？议员们在外交问题上是否只见风使舵？国会在外交上越权时，是否会削弱国家利益？这些问题显然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可以说对于美国国会和外交政策的研究还是政治学中一个相对落后的领域，中国学界对该问题的涉入大多只是过去几十年的事，所以对国会外交的关注十分有限。尽管有大量的评论出现，但是其中多数都是围绕国会宪法特权而展开的，主要讨论国会是否取得了相对于总统更多的权力，或者说国会损害了美国外交利益。现有研究成果对于国会议员在外交政策上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对于国会卷入外父是利多还是弊多的问题——却很少涉及。

中印两国都是亚洲的大国，从长远看，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亚洲和世界形势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其程度有可能大大超越目前人们的预料。人们期待，中印双方在和平、友好、互信、合作方面，将能运用创造性思维，继续努力，使中印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CHINDIA”意即“中印大同”，就是中国和印度大团结、大联合、大合作、大交流、大互惠、大发展、大相爱、大坦诚、大智慧、大慈悲、大福祉、大光明……它不仅给中印人民而且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关怀、幸福、自由和光荣。

面对正在展开的21世纪，我国和东亚邻国有着一个共同使命：建设东亚新型的国际格局，即为构筑和平、安定、合作、多元的东亚国际格局而努力。中日两国作为这一地区的大国，对此负有更大的责任；其中，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使其沿着和平、合作、友好的轨道发展，方能为建设东亚新型的国际格局打下坚实基础。本书汇编了中日两国学者为上述问题撰写的十数篇论文，他们从历史的视角，或从现实的层面，对面临诸多挑战的中日关系的展望各抒己见。

《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横跨各个领域，比较系统、全面地考察和阐述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勾勒出了中墨两国关系特别是在近代和现代发展的清晰脉络，是中墨两国人民用自己的心灵和血肉构建起来的中墨友谊的真实记载和展示。书中除了对重大历史进程的学术考察和研究之外，还特别注重对中墨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具体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