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治人物或是政治组织当发言人是有点儿危险的。这可不是一个未经训练的状况下你想卷入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没有这一类的训练呢？我希望通过我在浙江大学教授“为联合国发言”这门课，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把我这门课的内容整理出版。当然，这《为联合国发言》算不上是发言人的经典。（我已经和学生们说得很清楚，做好这一工作的方法有很多种。）不过《为联合国发言》是以一个发言人真实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我希望它能够激发起职业人士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从而对这一诱人职业的本质及指导这一职业的道德准则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所谓公共外交，是指为在国际社会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本国形象，加深外界对本国的理解，以对象国国民为对象所开展的外交活动。

本书是“谁掌握了未来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走向一体化的东盟》。该书力求从立体的视角展现了东盟这个国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跨入21世纪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力求抓住这个组织发展道路的核心与重点，从高山看平地，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避免扁平式的平铺直叙；力求跳出经济去看经济社会的发展，选择有特色、有代表性、有启迪意义的事物去突出其特色；力求立体地、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概括出其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从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制度特征、运转机制、社会现实方面勾勒出这个国家波澜壮阔的画卷，使读者对其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内容力求重点突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方面的内容，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和领导干部的实际，系统、科学地回答目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选题内容广泛，重点突出，涵盖面大，系统性强，能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科学的阐释。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力求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贴近现实，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系统、全面阐述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重大指导思想，科学地回答现实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

欧盟自成立以来，处理中东问题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实体化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欧盟中东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防止来自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和非法难民对其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作为一种政策体系，欧盟中东外交政策既重视发展与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中东地区建立次区域安全体系，制订有效的反恐政策措施等全局战略，同时也致力于促进巴以和平进程，参与处理伊朗核问题，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设置标准等具体事务。

对外援助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援助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或者作为援助者，或者作为受援者，或者兼事援助与受援，几乎所有的主权国家和重要的国际组织均涉及国际援助。作为经济治国方略的一种形式和实现国家对外目标的重要手段，对外援助模糊了“高政治”和“低政治”的分界线，进入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视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题域。援助的动机和实质问题是对外援助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模式，即“援助国利益”模式和“受援国需求”模式。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由于总体权力的差距，在援助问题领域，援助国居于主导地位，而受援国居于被动地位。但是这种观点常常与对外援助的内在逻辑和援助的实践相抵触。就援助中的利益关系而言，援助毕竟不同于武力侵犯和征服，而是以资源的让与性转移为特征，援助行为不可能在援助国单方受益的情况下发生；就权力关系而言，在具体的援助问题上，受援国往往拥有与其总体实力不成比例的优势。因此，应当有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援助一受援关系，这种理论应当能够说明援助一受援关系在利益上的互惠性，以及在援助问题领域权力结构的大致对等性。社会交换论就具备这样的理论优势。本项研究引入社会交换论作为立论依据，提出了研究假设：援助一受援关系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受援国在援助问题领域拥有一定的可供讨价还价的权力资源。进而，我们分别把“互惠”和受援国“问题领域权力”两个关键变量做了操作化处理。我们对互惠关系做了由强到弱的区分，把援助国的利益区分为战略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人道援助等几个连续而又相互分离的变量。关于权力，本书发展出由自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和派生性权力构成的、对具体问题领域权力结构的一种分析框架，并以此对受援国在援助问题领域的权力进行了操作化。在最后三章，我们以此作为理论框架，观察和分析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几个大国的对外援助。在结语中，本书对理论假设及其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式做出总结评估，提出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并就对外援助之于中国的意义作粗略的评判。

对伯驾而言，他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地位，可以借用人们对他的一句评语来表达，即他“用手术刀把中国开放给基督福音”。在19世纪中美早期外交关系中，美国来华传教士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虽名义是翻译或秘书，但由于早期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对中国颟顸无知，对华外交事务几乎全部倚重他们，实际上无异公使或领事。这类传教士中，伯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伯驾本来因“修约的光荣一定轮不到他的身上”，乃把建议由美国占领台湾看作“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机会”，希望藉此为他尚显平淡无奇的外交生涯增添一份辉煌的成果，却不料仍与修约一样无果而终。

知识精英是在思想、组织上与政治党派保持一定距离的民间文化人士。他们关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的主张，呈现着国民或民间的思想状态，不仅具有前瞻性，同样具有理性思考的特征。《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精英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发展进程及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嬗变及行动中去考察。考虑到知识精英的职业特点及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对公众、国家层面的影响，笔者将研究的对象指向史学界、由学入政者（指进入外交界）的学政复合体人士、职业报人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外交家几个不同的层面。希望通过对不同层面诸个案外交主张的详细研究，显示中国人以抗日战争为契机，为彻底结束中国被列强欺凌百年的历史，在外交观念上逐渐成熟起来、走向世界的历程。借此彰显在临外敌入侵、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族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他们所提出的外交主张以救亡为主旋律的时代特色及中国人外交观念因救亡而嬗变的情况；呈现知识精英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全国人民一起谱写的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诗篇。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思想，呈现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特征、状态，总结其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亦同样具有现实价值，对于当今国家外交战略及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1807）》所考察的历史时期（1618～1807），中俄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两国间重大问题的交涉，皆由俄国使团来华协商解决，因此研究俄国来华使团的历史，对于厘清这一时期中俄关系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今后仍将沿着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断进步，继续发展。这些年来日本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所以尽管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但是由于两国都在发生急剧变化，两国之间仍然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相互理解。这种新的相互理解，并非是指感情上的或者一时的相互理解，而是要基于学术的、理性的分析，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