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软权力与美国霸权 小约瑟夫奈的世界政治思想研究》：在这一阶段中，这种小的、零散的、无力的变化汇成了背后有着显著力量支持的更大的、更协调的变化。起飞前，政治一体化也许是理论家、作家、一些政治家或一小部分压力集团的事，起飞后，一体化就是广阔的政治运动、政府或主要利益集团的事，经常是或多或少地组织起来的大众说服的事，或其他大多数政治精英有组织说服的事，或当时政治上相关阶层的事。起飞前，一体化的建议是理论的事；起飞后，它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当至少有一个主要的社会/政治集团或政治机制巳承诺于一体化事业，我们就可以说起飞已经发生了“②。最后，”一个安全共同体的建成就像是某种门槛的跨越，从一种有关政治单位之间的战争仍可能爆发并为之做准备的状态，到另一种战争既不可能爆发，因而也不需要备战的状态，就是这种门槛的跨越，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我们谓之一体化“。当然，”这种门槛的跨越是一个相当宽的转型区域，而且跨越的次数也可能是多次，而非一次“③。可见，多伊奇认为，一体化的背景条件和实现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意识就是在背景条件不断成熟和过程不断推进中培养起来的。随着沟通和交往的增多，不同地域的人们越来越相互认同和信任并相互考虑，共同观念和利益产生，行为上越来越成功相互预测并合并。对一体化运动原先不感兴趣或消极的人们在感召之下也加人了一体化行列，一体化运动从一个集团、阶级、阶层向另一个集团、阶级、阶层扩散》。功能主义的奠基者米特兰尼提出了”扩展“说来阐明一体化的进程。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米特兰尼，其一生的学术生涯追求的目标是如何建。《相互依赖软权力与美国霸权 小约瑟夫奈的世界政治思想研究》以当代世界巨变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为背景，通过结合小约瑟夫奈的政治活动来探讨他的世界政治思想，在解读他的思想文本的前提下，运用传统的历史—理论分析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阐述其理论贡献、思想特征和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影响，从而深入认识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总结一些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经验，为我过方兴未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供借鉴。

《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国中之国国王”登基内幕》写了8人：五位实任总税务司、两位代理总税务司和一个非正统总税务司。但因种种原因，有些人的相关资料无法利用，同时也存在各人在海关的任职时间长短、作用大小、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多寡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某些人物形象描写得还不够饱满。另外，由于《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国中之国国王”登基内幕》“生不逢时”，受整书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删除一些章节，所以《中国近代海关首脑更迭与国际关系：“国中之国国王”登基内幕》只能算是“拾遗补阙”。

《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是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将中日之间特殊的交往方式——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对有清一代这个长时段的研究，来探讨漂流事件对清代中日关系的影响，同时揭示特定时期的中日关系也制约并影响着中日两国对漂流事件的处理。本书立足于丰富的史料包括不少目前学界尚未充分利用或注意过的史料，向读者再现一段罕为人知的中日交往史，并从中试图回答一些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尚未解决的某些细节问题。

秦治来博士专攻的方向之一，是重视研究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学传统。众所周知，历史学是一种极具容量又极其繁杂的智慧之学。它通过对既往事件、人物、文献的归纳／梳理／考察，揭示特定历史过程的规律和特性，发现重复性现象的内在联系。对历史的阅读，加上历史学者的概括与引导，有助于人们减小自大与无知，缩短学习和改善的时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专业研究者所说的“历史学的态度与方法”（包括相关的分析工具和视角）承袭了这一优点。那些国际关系史家，如外国的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中国的李慎之、陈乐民，大多具备一般人不具有的宽广视野和洞察力，熟悉各种重要典故与大事件；他们既能看到日常生活不易察觉的历史性线索，又能在大的危机发生时保持历史学家的淡定。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它能弥补研究者的很多缺失。比如，它有助于平衡数理方法（或者说广义上的“科学主义”）的某些滥用带来的不良倾向，保留我们对于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想象空间。不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学传统不像其它学科传统那样容易识别，它缺乏现成的归纳与划分（更不用说“成体系的东西”），很多国际关系史学家拒绝把自己与特定的学派门类挂钩，研究者只能从零散的、大量的、随机的、个性化的著述中，抽取提炼可以称作“历史学”的精神与逻辑。恰似硬币有两面一样，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也有它的独特魅力和特殊困难，真正领会这种传统绝非易事。现在，治来的《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一书为我们增进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底蕴的理解，提供了一种设计有效的探究路径。作者的一大优势，据我的了解，是他喜爱这种研究传统，也熟悉其他思想流派，因而笔端下看似不经意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平衡感与公允的批判性，同时展示了国际关系研究之历史学传统的长处与不足。

《战后日韩、日朝关系》主要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论、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从日韩、日朝关系的历史回顾、人手，全面地、系统地、客观地分析了战后日韩、日朝关系的演变历程以及影响其关系的诸多原因。对日韩、日朝具体情况的分析研究战后日韩、日朝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前瞻性研究，为我国对日政策和对朝鲜半岛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最佳政策选择。

21世纪，大国权杖争夺战的预演已经提前展开，谁能在未来领袖群伦？谁能称霸明日的世界？谁是这个蔚蓝星球必然的主宰？2010年中国GDP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经济实力远超鼎盛时期的苏联，煤炭、钢铁、汽车、造船、发电量、石油消费量和对外贸易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占据世界第一或第二的位置。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无论中国人自身是否愿意，眼下，中国确实已不折不扣地跨入了大国的行列，中国必然将以大国的心态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也必然将以勇敢、自信的崭新风貌去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以东亚思想库网络为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了第二轨道进程通过建构规范结构对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假设，建构了一种二轨外交与地区合作关系的理论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微观层次上，补充了建构主义的进程理论。该书逻辑缜密，语言流畅，深入浅出，书中采用了过程追踪和文本全市等方法，较好地实现了核心问题的论证。

2009年11月21日、22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了题为“世界大变革与中国的机遇和挑战”的年度国际形势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150多位国际问题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并做了许多丰富多彩、富有见解的发言和评论。外交部党委书记王光亚莅临指导，发表了精彩而重要的报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也与会做了精辟的专题讲演。研讨会选择上述主题，理由很清楚。国际形势年年都在变，但2009年确实是冷战结束以来变化最为复杂深刻、变化范围最为广泛、意义最为深远的一年。显而易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利益更加关联。世界影响着中国，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外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国内各种议论与见解也是五彩缤纷。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当前国际格局处于调整与变革的世界里，中国如何确定本国的位置，如何处理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如何把握机遇和挑战， 如何在平衡中国利益与世界利益中有所作为。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其见，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看法，提出了不少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这些发言的共同特点是：实事求是、论据确凿、观点鲜明，对全面准确认识世界与中国大有裨益。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09/2010）》，本书包括2009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回顾、2009/2010年国际形势专题评述、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及其前景等内容。

国际制度是用于表述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规则体系和组织架构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国际安全制度及其在东亚的实践》把安全领域的制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安全制度的概念、安全制度相对缺乏的原因、安全关系制度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安全制度创建和维持的必要条件、安全制度的具体类型及特点，以及安全制度的地位、作用和限度等问题。《国际安全制度及其在东亚的实践》最后以东亚地区安全制度为案例，分析了该地区现有多边安全机制的有关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东亚安全关系制度化的总体水平、特点及其原因。另外，《国际安全制度及其在东亚的实践》还就中国如何参与东亚安全制度建设并利用制度化手段应对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了一些原则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