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评论（2010）》是一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论文集，精选已发表过的优秀论文，翻译成英文后结集出版。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国外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最新成果，有助于中外国际关系学者的沟通和交流。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系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10年4月24—25日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3届年会论文汇编。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新闻媒体、政府机关等的40乡位学者参会，本论文集收入参会论文近30篇，内容主要涉及2008年以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德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中德关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是国内德国问题研究专家群体的最新力作。

邓小平是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最具影响力和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以非凡的理论勇气、经验和智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并对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邓小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会见各国首脑就达300多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病重前的十多年时间里，邓小平先后六十多次会见各国首脑。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使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　作为一位改变了中国并影响了世界的政治家，邓小平一直是中外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1980年8月，邓小平应邀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专访。这次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访谈，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更被中国新闻界奉为经典。1986年9月，邓小平唯——次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栏目记者华莱士的电视专访。9月7日，当精神矍铄的邓小平形象出现在美国电视屏幕上时，美国人民领略到了中国这位政治家的伟大风范。这次专访播出后，不仅在美国引起轰动，也在全球掀起了“邓小平热”。编撰本书，旨在让读者了解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和记者的谈话內容，并进一步领略这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战略家的形象魅力。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精选了邓小平会见各国首脑时的谈话内容，第二部分精选了以小平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谈话内容。

本书从“一边倒”政策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论源头，历史渊源，国、共、美、苏的战后战略，“一边倒”提出前的国内国际历史现实，中共如何做出抉择以及“一边倒”的历史启示等七个方面着手，试图从根源上挖掘、探讨“一边倒”政策的形成和影响以及“一边倒”形成的各种因素，从而对“一边倒”政策的形成做比较全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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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责任》不仅对当前中国大国责任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还恰逢其时地回应了国际舆论中关于中国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争论。该书展示了中国一流学者在大国责任问题上的观点，为这一国际政治焦点话题，加入中国视角，从维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承担国际责任方面的成就，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让关心中国崛起、中西方关系的国际读者对来自中国的声音产生兴趣，消弭误解，耳目一新。同时，该书也对中国大国责任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深入剖析。该书的出版，有利于打破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舆论和话语垄断，为中国外交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20世纪中日俄三国关系史不仅是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本书既介绍了日俄共同侵略中国的“两强凌一弱”格局，又有中苏联合抗日的史实；既有双边的敌友转换，又有三方的交叉博弈。既有政治利益的取舍，又有外交政策的得失；既有三国之间的交往，又有西方强国之参与，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为读者描绘了一幅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中南海这是一个令人崇敬和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是中国领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大业的谋划中心、决策中心和指挥中心。北海、中南海，亦名“西苑”，“太液池”。始建于金代，历经元、明、清，不断增建、扩建而成。明、清时，为皇家御苑。民国时期，曾作为总统府，也曾辟为公园。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平。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住在西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组织力量对破旧凄凉的中南海进行了清理，使中南海恢复了清洁的容貌。同年7月，毛泽东经多次劝说，离开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中央机关也进入中南海办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北京，中南海成为全中国的神经中枢。中南海风景秀丽，名胜很多。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原名宝月楼，相传是乾隆为其所宠爱的香妃而建。民国时期，变为中南海的南门，改称新华门。进了新华门，迎面是一个大影壁，影壁上有毛泽东的手书：“为人民服务”。转过影壁，便是宽阔的南海。抬头北望，北边有一个绿水环绕的岛屿——瀛台，殿阁亭台错落，苍松翠柏掩映。一路北行，则古槐冲天，垂柳拂岸，海水荡漾，波光闪烁，景色旖旎。南海西北是静谷，松柏苍郁，翠竹葱茏，奇石竞秀，芳径探幽，屏山镜水，月地云阶，如入佛宇梵宫。静谷东面、南海北岸是丰泽园。清康熙年间建。曾占稻田四十亩，其中演耕地一亩三分，供清朝皇帝举行演耕礼之用。这是一个古式的大建筑群，内分很多小院落。进了丰泽园的楠木大门，迎面便是颐年堂。清康熙年间建。原名“崇雅殿”，乾隆时改为“惇叙殿”。为庆祝慈禧寿辰，改为“颐年殿”。民国初年，改为“颐年堂”。这是一座宫殿式的建筑，原是康熙初年儒臣给皇帝讲学之处，后为清朝皇帝宴请宗室王公、联句赋诗之处。解放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也在这里会见重要外宾。颐年堂东面是菊香书屋。古朴典雅，翠柏挺拔，芳草铺地，俨然一农家院落。有康熙所撰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净香。”这里原是清朝皇帝藏书、读书的地方，1949年7月后是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的正房“紫云轩”，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勤政殿在中海与南海之间的堤岸上，位于瀛台之北，与灜台隔水相望。勤政殿坐北向南，正殿五楹。勤政殿匾额“勤政”二字是康熙皇帝的御书。这里曾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听政的地方。解放后是国家领导人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会见重要外宾的地方，也是国家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中南海西门内有怀仁堂。原名“仪鸾殿”，是一组传统宫殿式的建筑群，宏敞庄严，富丽堂皇。原为慈禧寝宫，是她晚年处理政务和生活的地方。八国联军时遭焚毁，后经重建，成为中式两层楼房。解放后，这里成为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举行重要典礼、进行外事活动的地方。怀仁堂东南，春耦斋以北有居仁堂，这是一组西式建筑，雄伟壮观，有山石点缀，水池映衬，花木拱围。原名“海晏楼”，为慈禧接见外国女宾之处。新中国成立后，是办公场所。紫光阁位于中海西北岸，是中海最高的建筑物。为两层重簷，白石栏杆，雕龙望柱。阁前有四百余平方米平台。原为乾隆皇帝召集侍卫大臣演习射箭、宴请功臣、殿试武进士、筵宴少数民族头领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在此会见外宾。在中海西岸中部，与东岸的万善殿、海中的水云榭相对，有一个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可能是民国时期建的。池子东边，搭有遮阳的布篷，散放着几把藤椅。池子的西边，有看台、更衣室。解放前，曾是公众的游泳场所。解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南海的机关干部都曾在此游泳。1966年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对菊香书屋进行了修缮。毛泽东回来后，发现菊香书屋变了样，为此动了肝火，一气之下搬到了游泳池居住。游泳池不再放水，给池子盖上了木板，又加了顶棚，成了大厅。毛泽东的客厅也兼书房，厅内陈设简单，但书籍很多，简直是书海。毛泽东的垂暮之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游泳池一共居住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领袖们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关注国际风云变化，制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对外政策。从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的民族，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的“一边倒”国际战略方针，到倡导美国、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国际战略方针，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针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调整。随着中国国际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变化。二十七年来，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根据不同情况适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针，制定对外政策和策略，广泛接触和结交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朋友，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发展国家间正常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推动国际形势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中南海外交风云》一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战略方针、对外政策和斗争策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毛泽东中南海外交风云》所收录的文章，有一些是重新撰写的，有一些是从《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选出来，经编者进一步修改加工的。《毛泽东中南海外交风云》所选编的文章，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外宾的真实记录。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既有严肃认真的探讨，也有亲切和蔼的谈心；既有平心静气的磋商，也有唇枪舌剑的交锋；既有深刻智慧的哲理，也有诙谐幽默的话语。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深邃、智慧、坚毅、博大、镇定、从容。

《三味日本》从政治文化入手，以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日本的万象百态，剖析中日关系的未来。作者曾是《人民日报》记者，深谙国际关系的三味，从小处下笔，最终阐明中日关系的庞大问题，可谓微言大义。

本文集编为五卷，分别是：“中外关系史卷”、“华侨史卷”、“世界史卷”、“史学理论卷”和“文学艺术史卷”，大体可以反映朱杰勤先生一生的学术取向和主要成就。 本文集所收作品均为朱先生生前的原创之作，时间上从1934年至1990年。其问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中的部分作品难以寻觅，实为憾事。此外，朱先生一生还翻译了大量西方史家的著作，受文集容量和体例所限，未予收录。同时，对个别产生于特定时代的非学术性作品亦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