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6日，利比亚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事发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国备院决定成立应急指挥部，立即采取派船、派飞机等措施展开撤离行动。自2月22日开始，中国政府分批组织我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利比亚人员安全有序撤离。截至北京时间3月5日23时15分，迄今掌握并？回国意愿在利比亚中国公民全部回国，共计35860人。至此，中国撤离在利比亚人员行动圆满结束。《国家行动（利比亚大撤离）》所讲述的，不仅仅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撤离行动，更传递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那就是，不论身在何方，祖国，永远是全世界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家。

本书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自2004年推出首部文集之后的第七部文集。这部文集记录了2010年国际形势发生错综复杂变化的发展轨迹。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丛书》之《外交学原理》（赵可金编写）是一本以外交学原理为内容的研究性教材。包括四个部分。原理篇是对外交学原理的抽象概括，制度篇是对外交学静态结构及其形态的勾勒，过程篇是对外交学动态过程的刻画，形态篇主要考察不同外交形态的内在规律以及与外在环境的复杂互动。《外交学原理》吸收了国内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若干外交学原理性命题，构？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外交学原理体系。

2009年是中国人民熟悉和尊敬的已故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访华30周年，2010年是大平正芳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回顾大平正芳先生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北京13本学研究中心和大平正芳纪念财团于2009年10月联合举办了“大平正芳与中13关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举办了纪念中心成立25周年，大平班成立3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毕业生回母校团聚，并向应届本中心硕士毕业生颁发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大平正芳纪念财团优秀学位论文？”，藉此来纪念大平正芳先生。熟悉战后日本史和中日关系的人都知道，大平正芳先生不仅是一位谦虚务实、诚实守信、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为中日关系的健全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治家之一。1972年9月，大平正芳先生作为日本的外务大臣和田中角荣首相一起访华，中日两国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恢复邦交，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大平正芳先生为结束此前两国的不正常关系，恢复中日邦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功臣。1978年，中日两国签定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石。和平友好条约在Et本几经曲折，最终得以在国会通过，可以说大平正芳先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硬战时代步入软战时代。在这一国际关系转型过程中，中国崛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让全世界接受中国崛起的历史事实，打消各种。“中国威胁论”的猜疑，进二步推动形成有利于我国长期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日程中的重要课题。本书认为，公共外交是实现中美关系软着陆的重要途径，是改变中美不对称外交格局的一条新路，中美关系进入了软战时代，中国必须从战略上统筹设计，立体操作，不断拓展中美关系新格局。

明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是我从事明史研究20多年以来孜孜不倦探索的领域，《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是近些年来本人努力耙梳史料，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若干研究成果。明代处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与两个重要的历史性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一是世界一体化，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换言之，明代近300年的历史，处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关节点上：从中国自身来看，是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初始阶段；从世界来看，也是世界自古代走向近代的初始阶段，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如何加以梳理和认识，是摆在我们明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有明一代中外关系历史的探讨，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它的发展变化，不仅与中国古代史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世界历史发展紧密相连。推动明代中外关系发展的，是当时人们对于世界认识的不断进步，是中外民族在区域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整合。

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以“国际社会理论”著称于学术界，其最大理论特色是综合运用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英国学派是基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大思想传统对话的产物，实际上是以国际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国际社会理论为核心，以世界社会的可能性为论辩对象和理论扩展的潜在领域。英国学派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对中国学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英国学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共分三个部分，内容包括：英国学派理论研究；中国与国际社会：历史与现实；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英国学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代表了英国学派理论和国际关系史领域的国际研究水平，是国内外相关研究者必读的前沿学术参考书。

本书基于作者丰富公共外交活动的个人经历，凝练了作者对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的感悟。《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既不乏理论的深度，又有着生动的案例与实践。《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揭秘了国内外众多外交事件所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为人们更好地理解事件开阔了视野。同时《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对TWITTER以及维基解密等最新的网络外交中的传播工具和事件都广为涉猎，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揭示了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特点、新态势与新格局，展示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新面貌。作者首先探讨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国际环境，正是它提供了双边关系的新框架和新思维；接着从经济、安全和台湾问题等方面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新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中美两国利益关系的变化：最后研究了中美互动的新方式，包括交往方式的变化和作为两国冲突新的表现形式的危机管理。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复杂化的利益关系和变化着的互动方式，它们一起有机地和立体地层示了中美关系的新格局。《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的特点在于，对中美关系进行实证的和经验的专题研究，以求生动和细致入微地描绘中美关系的新面貌；运用多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视角，全方位地审视中美关系；在研究题材上“求新”，聚焦中美关系的新特点、新态势、新格局，力求展示中美关系的最新面貌；注重第一手资料的运用，包括近年出版的反映中国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记和回忆录，以及作者对中美两国政府现任、前任官员和有关专家的访谈资料。

国际关系是跨越国界的人类关系的总和，是行为体之间进行有意识互动的结果。它既然是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就会在进一步的互动中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行为体互动关系的变化可能有两种方向：向前的进化和向后的退化。在国际关系中，进化和退化指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正是本书的研究问题。为了尽可能少受价值判断的影响，本书去掉了进化和退化的道德含义，仅仅根据在合作与冲突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界定。具体而言，由冲突向合作的转换是进化，而由合作向冲突的转换是退？。 国际关系理论对进化的研究比较充分，退化则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盲区。本书在借鉴一些间接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立场，用理性主义的方法研究一个建构主义的问题。本书认为，国际关系以“体系”的方式存在着，体系包括单元、过程和结构三个。维度。过程是行为体之间的有意识互动，结构本质上是互动中形成的一种规范。由于国际关系的进化和退化属于结构的变化，变化的动因必然来自单元和过程两个方面，源于行为体本身的变化引起的互动方式的改变。 本书跨越结构和过？、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提出了一个链条式的国际关系进化／退化机制分析框架。这一变化机制包括三个环节：身份吻合度一>有效支持度一>时间维度。具体而言，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向取决于行为体的态度，行为体互动的态度取决于其新旧身份的吻合度；在行为体新旧身份不完全吻合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进化或退化取决于其在行为体中的有效支持度；而要形成真正的进化或退化，需要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一个长期的演化。 由于身份不吻合的现象广泛存在，进化和退化的关键是有效支持度，而支持事实上是政治参与问题。政治体系中的“参与”类似于经济体系中的“就业”，参与体系并从中获益者会认同体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要想推动国际关系走向进化，必须将尽可能多的行为体纳人体系中，以此提高国际关系结构的有效支持度，并将这种支持度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当结构的有效支持度不高，或者难以长期在高位运行时，国际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退化。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为本书提出的国际关系退化机制解释框架提供了佐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伊朗处于深刻的内忧外患中。但它是前波斯帝国的残留部分，有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传统，深受伊斯兰教？影响，并且长期与东西方列强为敌。更为重要的是，伊朗政府强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对内推进国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对外奉行亲西方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国家身份。伊朗新旧身份的吻合度非常低，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有效支持度。 巴列维王朝的两代君主大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激活了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社会群体及其参政意识。但他们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把政治参与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潜在支持，因而把官僚体系以外的其他群体都推向了政权的对立面。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美国和伊朗形成了“朋友”关系。伊美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峰巅，6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王政权的衰落而退化。70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封闭的伊朗政治体系被迫打开，各政治团体顿时活跃起来，在一年多时间里就摧垮了巴列维政权，也导致伊美关系由“朋友”向“敌人”急剧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