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白俄罗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相伴而行》凝聚了中自学术智库界的共同智慧，着重分析了中国和白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状况，中自工业园的发展前景与进展，中自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联互通，以及在经贸、产能、投资、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情况，阐释中国和白俄罗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合作共赢与发展成果共享的重大意义与示范效应。

《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知识结构要素与实践功能》基于“知识”和“知识实践的权力功能”视角对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与实践进行研究。书稿首先阐述并界定相关核心概念，概述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的体系框架、知识构成及其实践的权力功能，从而建立整体研究框架，确定具体分析视角，继而展开关于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研究及其实践的研究，不同类别的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进行分析和认识，论述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在“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案与实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践、全球治理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基于上述阐述，书稿对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研究，并得出新时代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话语具有真、善、美属性的结论。

《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对华政策》一书重点研究了印度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独立之初，印度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独立、安全以及发展经济，为了反对殖民统治、应对美巴结盟，尼赫鲁政府排除干扰顶住压力确立了对华和平共处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认可，对中国的战略需要大大降低。尼赫鲁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走向强硬化。1962年战败后，印度十分关注自身安全，一度优先发展国防力量。通过发展军事实力和发动战争，印度在南亚获得战略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大为缓解，再次注重国内经济发展，两级格局瓦解后这一转变更加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政府开始推行对华政治和解政策。印度注重经济发展是中印关系发展的良好机会，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印度更加积极地寻求大国地位，将中国作为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竞逐对象。然而，随着中国以更为快捷的速度崛起，印度在维护安全、发展经济以及寻求大国地位方面的对华担忧与不满都有所增长。本书稿具有较大学术价值，能够拓展、深化目前中印边界问题研究，还能加深对印度国家战略、对华认知、国内政治结构、民族文化心理等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印度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文化的认识。

当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外交作为低碳经济时代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实现绿色共赢和提升国际形象的新型外交模式备受各国关注。《清洁能源外交：全球态势与中国路径/中社智库》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新秩序的建构同大国间能源地缘博弈相结合，分别从全球比较层面和中国国内层面探析清洁能源外交的演进特点与发展态势。国际形势与理论篇通过治理驱动和竞争驱动两个维度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外交发展的整体态势，并对德国、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的清洁能源外交战略定位进行比较；中国实践与策略篇对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演进路径、发展特点和动力机制等进行系统探析，并针对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多重挑战，对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能力提升和战略选择提出了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对策建议。

海湾战争以后，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变革。在合法性方面，加利秘书长的《和平议程》和安南秘书长的《千年报告》、2001年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发布的《保护的责任》、2004年名人小组提交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安南秘书长的《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报告等重要文件均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解释，这些文件虽然不是由各国经过政治协商通过的正式文件，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成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一种使用武力方式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在规范性方面的进步则是通过安理会内部权力格局的互相牵制、相互抵消所实现的，通常的方式是在安理会对某一安全情势磋商决策后，由意欲使用武力的成员提出授权决议草案，其他安理会成员则有意识地添加各种限制性规定，这恰好符合委托代理协议的限权性原则要求。

作者在采访多国政要和诸多国际知名公司的过程中，他通过高层次的视角洞见到中欧关系的新进展和未来走向。在见证诸多中欧重要事件的同时，作者进行多视角剖析和思考，让读者从不同角度解析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为读者了解中欧关系发展打开了一扇窗。

冷战结束以来的时代富有历史特殊性，苏联突然解体使美国成为无可匹敌的超缓大国，其他国家还没有为防范一个潜在霸权国做好准备，就面临着如何与一个现实存在的霸权国共处的问题。生活在美国霸权阴影下的其他各国如何应对威胁以获得更好的生存前景？是制衡？推卸责任？还是追随？等等。这种攸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生存与安全的战略抉择问题正是大战略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长期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为此就必须准确把握亚太地区主要国家是如何进行大战略抉择的。《制衡、追随抑或推卸责任：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大战略调整》即旨在探讨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大国日本大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具体核心问题包括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大战略发生了哪些调整？影响这些调整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调整是否明智？其未来动向如何？《制衡、追随抑或推卸责任：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大战略调整》从国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出发，通过建立“结构压力—战略文化”理论分析框架，主要运用过程追踪法来一一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此外，《制衡、追随抑或推卸责任：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大战略调整》还针对近乎常识性的日本具有“与强者为伍”与“远交近攻”战略文化传统的观点，进行了独特的学术省思。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双边关系可以概括为友谊深厚，合作成果丰富和相互尊重历史悠久。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同年12月20日两国建交后，双方各领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友好合作发展更加快速，并逐渐具有了战略合作的性质。2014年，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这也是双方亲密关系的有力见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也得到阿尔及利亚的热烈响应，阿尔及利亚官员一直强调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以拓展双边在基础设施和工业方面的合作，提升两国的贸易额。两国始终保有多层次的政治交往，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调。两国间的经贸往来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从2014年开始，中国成为阿尔及利亚大进口来源国。双边贸易额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10倍。阿尔及利亚是中国在海外的承包工程市场之一。已经有数百家中国公司承接了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建筑工程项目，包括高速公路、酒店、医院、住房项目等。中国公司因工作效率高、工程质量高和人员素质高在阿尔及利亚国内享有盛誉。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军事等多方面都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当前，阿尔及利亚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转型阶段，未来的中阿合作因此面临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

《战后英国文化外交研究》分析英国文化的主题脉络和价值观精髓，探讨英国文化外交机制的国内运作机制，从历史角度以时间为轴对战后英国文化外交的模式和表现进行系统梳理，提取出英国文化外交发挥成效的作用机制和实践经验。

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7年4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注册成立，是中国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新型智库。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坚持务实合作的原则，稳步而积极地寻求与中东欧国家智库合作，并以匈牙利为依托，在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开展实地调研、合作研究、联合出版、人员培训、系列讲座等学术和科研活动。匈牙利经济研究院股份公司（GKI）成立于1992年，是匈牙利独立经济分析和预测领域的市场领先者，也是被引用*多的匈牙利智库。它为客户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经济政策预测分析，欧盟经济政策以及欧盟立法的影响分析，产业、部门以及区域研究报告，市场研究和金融与市场分析，以及金融机构和公司的战略预测。本报告是2018年民调的结果。2018年秋季，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启动了第二次民调项目，调查覆盖面在16个中东欧国家基础上扩展了希腊和白俄罗斯。民调通过招标方式，与专业民调机构合作，采用标准的抽样方法，每个国家1000份问卷，共计1.8万份问卷。本报告除了分析2018年的中东欧国家民众的看法之外，还增加了与2017年民调结果进行比较的内容。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希望通过每年一次的民调项目，逐渐积累起一个数据库，并据此观察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发展看法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