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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王、潘一番耕耘的这个小集了，明显地具有以下特点：一、意深言简二、富于哲理三、寓于科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从酝酿到脱稿的全过程，孙万鹏同志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多次给予当面指导。当时，正值《孙万鹏灰学文集》三卷巨著和“大众灰学书”《全准论》、《全准思维方式》陆续出版发行。我们在与作中，有的篇章也就运用了他所创立的灰学理论，从而增加了对问题剖析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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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围绕第五代人写的，但它的读者不应该局限在第五代人中，所有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应该关心第五代人，有想在新世纪大展宏图的人都应该关心第五代人。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行政理论就是这个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行政理论，是全面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的需要。我们应当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以邓小平行政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入研究解决在新形势下如何执政和行政的一系列重要课题，更好地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宗旨，为进一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此书为第三部《中国民族年鉴》。其编纂工作自始至终受到国家民委领导、民族宗教界人士、民族科研人员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与指导。该书汇辑了1996年内我国民族工作及民族地方工作情况，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发展风貌。其信息含量丰富、内容详实准确，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民族信息检索工具书。本书编纂体例以类序为主，地序、时序相辅，纵横交错，合理编排而就。其正文先按条目内容的性质进行归类，而后再按地区和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全书共分十二个类目，即中国少数民族构成/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地方法规/文献、民族及民族地方工作、民族事务、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科技文化、医药卫生、民族体育、民族宗教工作、人物和民族工作大事记。类目之下视其情况分设若干栏目，栏目之下为条目。正文之后附索引。本年鉴所收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内正式出版的50余种报刊，部分来自国家民委及有关单位。本书在每一条目之下均注明摘引出处，以备详查。

“天理民心”乃人民的呼唤。政治家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必须顺应“天理民心”：凡符合人民利益的事，要克勤克俭地去做；凡人民深恶痛绝的丑恶现象，要坚决制止和铲除。一个不善体察民情的政府，必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忽视民意、压制不同意见的历史教训，虽被一些人所淡忘，但重新审视它仍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在意识环境走向宽松的时代，对历史舆论悲剧的回顾，有助于人们珍惜思想解放结出的灿烂硕果，也有助于抑制扑灭意识创造之火的蠢蠢欲动。我们不想进行不痛不痒的纯理论探讨，那样固然轻松省力，但无助于认识现实中的痼疾和舆论芒刺的愈合力。我们要做的是把理论探索推向现实生活的土壤，触及那些最令人头疼的社会沉疴。我们的哲学是实事求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是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所著的回忆录。该书的俄文版名称为《耽误了的痊愈（1953—1985年）———当代人的见证》，英文版名称为《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中文版根据1991年俄文版翻译，再按1993年英文版校核和补充，并改用现名。格·阿尔巴托夫在前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政策领域。他长期为前苏联最高领导层担任顾问角色，服务过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时期的叶利钦，他还参与起草了苏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和苏联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长期接近最高权力核心的工作经历，使阿尔巴托夫有机会从近处观察和了解苏联领导人的个性、品质、能力；有机会掌握苏联时期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及大量原始资料。同时，他有着苏联时期一般人少有的国外游历与交往，这使作者有机会以局中人身份，通过广泛的国际观察和对比，来客观剖析苏联政治制度的一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巴托夫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这在苏联高层政治圈中是不多见的。或许这一身世特点给阿尔巴托夫在苏联的政治生活经历带来了不少特别感受，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被国内改革派和西方看成是重要的思想家，又被保守派视为“苏联军队和军工集团的大仇人”（前苏联《真理报》总编辑维·阿法纳西耶夫语）。阿尔巴托夫的这部回忆录完成于苏联解体之前的几个月，它记叙了从斯大林逝世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将近四十年内苏联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涉及的范围涵盖了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文化艺术和社会思想。对苏联时期的对外政策，篇幅自然相当大，包括苏中关系、苏美关系、苏联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苏联的缓和与裁军政策。其中，苏中关系（即该书中文版第三章《中国吹来的风》）主要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关系的角度，重点述及六十年代发生的苏共、中共两党大论战。阿尔巴托夫１９６３年时任莫斯科苏中两党会谈的苏共代表团顾问，且是当时苏共中央发表的告苏共党员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这使他能从政治高度及细节上来描述６０年代苏联的对华政策。在阿尔巴托夫事后看来，六十年代苏中两党的大论战，相反地加强了苏联内部坚持苏共２０大路线的改革派的地位和立场，这一点可能是当时中国方面始料未及的。对于这一段意识形态的大争论，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说：“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９４页）。从这本回忆录可以看出，阿尔巴托夫对苏联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比较突出地代表了经历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苏联（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态。阿尔巴托夫本人是二十年代出生、完全成长在苏联时期的政治精英，他的反思和回顾所能提供的历史空间因而更大。阿尔巴托夫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作了相当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这一时期形成的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政治是病态的，并对以后的苏联社会产生了致命的、难以消除的影响。该书对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上全面否定斯大林主义的阐述主要集中在社会思想层面，他认为此后几十年革新和保守力量围绕如何将苏联社会从病态中痊愈恢复过来的斗争是贯穿苏联政治制度变迁的一条主线，本书也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的。该书对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作了详尽的描写，这一段时间（主要是从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２年）是停滞年代。１９７５年以后，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的对美缓和政策失败，苏美走向第二次冷战。在国内，由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集团的年迈、僵化和腐败，导致了苏联社会的全面衰退。阿尔巴托夫在《停滞年代》这一章里，对此阶段苏联的政治、国家、党和领袖人物的评价充满痛心。在阿尔巴托夫看来，勃列日涅夫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最大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他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是个过敏反应者，他缺乏果断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固然这也许使他免犯了不少错误，但同时促成了停滞。”如同多数苏联人一样，阿尔巴托夫对与他有着长期交往和直接领导关系的安德罗波夫，充满了尊敬和怀念之情。在苏联领导人几乎被全面否定的情况下，安德罗波夫是极少数能保持声誉的历史人物之一。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们甚至认为，如果安德罗波夫能够多活几年，就不会有苏联的解体。在书中，阿尔巴托夫对安德罗波夫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在他看来，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人物，“是命运捉弄了他，使他事业无成，其中也包括因循守旧坐在第二号位置上，他也许为时已晚，是在受尽煎熬之后才成为政治领袖的。”阿尔巴托夫用 “濒死状态”这一字眼，将短暂的契尔年科年代一笔带过。阿尔巴托夫在书中对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这两位改变苏联和俄罗斯命运的大政治家，作了令人关注的概括性描写。阿尔巴托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领导人其前后表现是很不一贯的，他在战略上总是模棱两可，在政治上缺乏考虑，是一个为了权力斗争准备在原则问题上作妥协的政治家，这些都是葬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个人因素。阿尔巴托夫对叶利钦的个人结论是：“叶利钦作为一个领导人的主要弱点是，他并未准备好考虑成熟和精心设计的政策来回答事件的自发进程，而过多的依靠即时应对和他自己的政治本能。”阿尔巴托夫还在回忆录中作出了一些重要论述。他认为，苏联（俄罗斯）从斯大林之后４０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教训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能否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国家的未来。阿尔巴托夫认为，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苏联（俄罗斯）有过三次自救的大机会：第一次是苏共２０大，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著名报告，这次代表大会本应成为苏联历史的转折点，但当时苏联领导层、政治精英和公众都没有认真地做好变革的准备；第二次就是８０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但是这次改革如同俄罗斯历史上的其它变革一样，以浪漫阶段开始，然后遵循通常的模式让位于政治的两极化，最后痛苦地失败；第三次是制服“８·１９政变”之后，当时社会上出现了空前高涨的民主情绪和大众的团结。在阿尔巴托夫看来，《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的主题，就是“ 我们社会摆脱极权主义的昨天的困难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未结束，因此它还不是历史，而是我们的今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明天”。苏联解体以后，我国还陆续出版了其他一些前苏联重要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立场对苏联历史和苏联解体进行了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米·戈尔巴乔夫的《八月政变》，叶·利加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之谜》，尼·雷日科夫的《大动荡的十年》，阿·多勃雷宁的《见证》，费·布拉尔茨基的《领袖和谋士》。这些人物的著作，为研究、分析苏联制度从兴到衰，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书稿从行政监督的广义概念入题，从中外、古今行政监督的形式及效果分析出发，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研究了目前我国运行行政监督的基本理论及其方式，对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社会民主等监督形式，逐一阐述了目前运行现状及进一步有效运行的模式，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民主、法治建设，进一步以法治国，规范行政行为，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均从理论上、实践上提出了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及方式、方法，是政法、纪检、监察及党政部门工作人员较好的一部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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