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价值维度》通过研究“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批判”理论，力图既超越“生产主义”，又超越“生产主义批判”理论，澄清对于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观的误解，科学定位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确立评价物质生产的人本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三维一体的科学标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深层次论述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绪论部分追踪和梳理了“生产主义”概念的不同语境和义域，研究了“生产主义批判”的历史和现状，将“生产主义批判”区分为狭义生产主义批判、广义生产主义批判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批判和超越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批判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狭义生产主义社会是“生产一消费型社会”，广义生产主义社会是“消费一生产型社会”，前者是生产主导型社会，生产逻辑主导着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后者是消费主导型社会，消费逻辑主导着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与此相适应，狭义生产主义批判，批判的是“生产一消费型社会”；广义生产主义批判，批判的是“消费一生产型社会”。生产主义批判还深入到生产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层面，批判了作为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生产主义观念，以及使生产者成为生产主义者，从而支撑着物质生产无限扩张的一些基本观念。第一章从分析中外学者在理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上存在的分歧人手，提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的三个方法。方法I是关注和超越“强势文本”和“文本强式表述”。所谓“强势文本”，是指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确认和传播曾经发挥或正在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和强势作用的著作。所谓“文本强式表述”，就是作者以特别方式在整个文本中给予鲜明表达、集中概括和特别强调的理论观点及其段落。《发展观的价值维度》提出区分马克思著作的“强势文本”和“文本强式表述”的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它，根据它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力图表达的重要思想、理论和观点；同时提醒人们超越它，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表述上，尤其不能由此断章取义，曲解马克思主义。方法Ⅱ把马克思的文本区分为“公示文本”（自主公示文本）、“类公示文本”、“亚公示文本”和“非公示文本”四类，根据意愿责任序列和写作时间序列，提出了理解马克思的文本置序。方法Ⅲ是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与文本体系的系统解读，要求读者始终在马克思写作的根本目的统摄下定位每一个文本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第二章通过研究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为超越“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批判”理论奠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发展观的价值维度》从马克思对生产的应然分析、实然分析、应然和实然的结合上，论证马克思超越生产主义的理论逻辑。《发展观的价值维度》强调，青年马克思在哲学层面上区别“劳动”和“异化劳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生产”活动的“异化劳动”性质，这是他终生批判生产主义经济体制的“理想范式”。当他在经济学层面上考察物质生产本身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性以及物质生产对整个社会的支配作用给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正是在理想化“劳动”的应然性、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人的“异化劳动”的现实必然性的张力中，寻找超越生产主义的理论理念和现实路径。本章系统回答了绪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结论是：马克思是深入系统地批判生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位理论家。第三章梳理了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马克思学者，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对生产主义自反性的揭露和批判。生产主义以生产者物质利益为驱动的无限扩张性，必然导致生产过程的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使物质生产在快速发展中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摆脱生产主义体制运行危机的出路是世界贸易，学者们运用帝国主义范式、依附论范式和世界体系范式，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以世界贸易为先导，由经济殖民同时带来的政治殖民和文化殖民，从而导致了生产主义在国际社会范围内的社会自反性。当“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后，为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继续，生产主义通过文化符号不断操纵商品的文化意义，使商品的物性价值受到文化赋予它的意义的规约，物的使用价值被不断颠覆和反复定义，生产成了使用价值和财富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世界成了一个“朝生暮死的物世界”。人的生产活动成了西西弗式的劳动苦役。生产主义表现出极端的价值自反性。自反性充分暴露了生产主义的局限性、不合理性和荒谬性。第四章选择了支撑生产主义体制的三大意识形态观念，即自然观念、人性观念和发展观念，总结了学者们对这三大观念在西方受到的生产主义污染和扭曲的批判。“自然”概念与产业革命一起，经过科学的“祛魅”阶段，成了“生产性自然观”，现实的自然界被商品殖民化。“人性”概念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形成的是“我欲故我在”的人学传统，经过中世纪欲望和理性的极度紧张阶段，开始文艺复兴的“放纵情欲”，形成了当代西方“我消费故我在”的商业文化气质。当人被彻底自然化、本能化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又全面高喊“以人为本”，从而实现了“人性”观念与生产主义体制的合谋。“发展”观念通过赞美“成就”，鼓励“竞争”，把发展赞同于“经济增长”，并通过发展制造“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把文明和社会区分为“先进”与“落后”，支持了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霸权。可以说，生产主义体制运行机制是煽情性管控，人在这种体制中得到的是“自虐的快感”和“满足的缺憾”。第五章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观，吸收和借鉴生产主义批判的理论成就，克服他们的偏失，提出了全面超越“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批判”的价值评价新思路：建构物质生产的三维一体价值论，即实现物质生产的人本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这一三维价值体系的内部关系是互支、互制、等值关系。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它的实践模式的具体体现。建立在这一价值评价体系上的发展观有两个要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义上的“睦邻、富邻、安邻”的人类情怀。最终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娱乐，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下，以自己的意愿而选择从事的某些休闲活动。当前，娱乐已经进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娱乐的形式多种多样，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推陈出新，新娱乐的出现就是当今时代的产物。新娱乐以数字娱乐和体验娱乐为主流，极大地满足了当今青少年追求自主、新奇和创意的娱乐需求，正在成为青少年娱乐消费的主要内容。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把研究的视点转向东方时，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凯歌在行进中能把落后国家带到新世界中来”，以及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新社会的思想。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和崭新的21世纪初，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得到了实践，但其路径和成效却迥异。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更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汇成一股空前的潮流。从此，整个世界进入了风云激荡的新科技革命时代。资本主义的变迁、社会主义的演化无不与新科技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时代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经过长期反复较量，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其特征是：第一，它表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思想体系既并存、竞争，又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第二，在这两种制度的并存和斗争中，资本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决定了这一时代内容和发展特点；第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基本矛盾的深化，随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向世界扩张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因素和政治力量将在范围内不断发育、壮大，就像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一样，最终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的最终成果，我们撰写的《当代资本主义新论》一书，从探讨战后的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转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入手，全面深入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战略等方面的新变化，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主要类型或模式、它的本质特征、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并揭示其对世界格局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力求对当代资本主义有一个具体而又完整地把握与论述，将资本主义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推向前进。

《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辩证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本质内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演进规律，系统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给理论以深化、给实践以指导、给未来以启迪。

西半球的历史尽管存在时空上的一致性，但是拉丁美洲和盎格鲁美洲从殖民地时代起就存在明显的差异。正如墨西哥学者所提出的：“从其起源起，当北美殖民地的逻辑坚持个个利益（无论是殖民地的利润，还是寻求宗教自由空间）之间，在拉丁美洲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所代表的国家组织中央集权化的征服，并且受一种严严的官僚等级制的支配。”本书试以实证的方法，比研究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历史进程，论证殖民地时期、独立革命时期和19世纪美洲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进程及其主要特点，从而揭示西半球的裂变是数百年来拉美和美国不同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本书是上海市社科“九五规划”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尽管其篇幅不长，但是我们确实花了很多精力，克服和资料不足的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项任务。

以中国的隐性失业问题为线索，作者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创建了中国隐性失业存在的实证检验方法；第二，创建了均衡失业率模型，并利用模型完成了隐性失业及其显性化造成的经济增长与失业增长伴生现象的模拟；第三，创建了城镇高效就业模型和农户劳动力配置模型，并利用模型对城镇和农村隐性失业规模分别进行了估算和短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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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族国家的消亡即将来临”这样的话题，本书作者对至关重要的国家的历史、国家的理论基础和国家的前景进行了反思，并侧重于探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时间横跨中世纪到20世纪后期，所涉及的话题涵盖了公民自由、国家权力、公民身份的概念、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史、市民传统、公民权利、同一性和公民身份的启蒙运动思想、妇女权利、法国公民身份、国家类型、当代国家的历史和前景等。作为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斯金纳以及其他作者在他们对国家与公民的历史描述和分析中仍然体现出对社会和知识背景、历史语境的高度关注。

由于巧合，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的开放和改革在时间上并行，但这却使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以至当人们认识到艾滋病不只是一种给人类带来灾害的疾病，而且是社会问题时，我们提出：是艾滋病成为了社会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造成了艾滋病今天这样的流行？自第一例艾滋病报告出现在中国以来，中国的政策回应历经了如下的变化：先是提出要“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其后是严厉禁娼禁毒，其后是加强血液管理，最后是提出“四免一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报告数从百余人增至十余万，而推测数则为几十万或百万人。我想如果“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及“四免一关怀”的具体政策能早提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当不会像现在这么多。面对艾滋病，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回应能力正受到检验。艾滋病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公众、政府官员以及学者应当如何应对艾滋病？作者回顾了艾滋病研究在中国的进展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对艾滋病在中国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文化的阐释，同时还对研究现状、资源配置、法规构建作出了令人深思的评析，呼吁政府以及公众以理性的态度关注艾滋病患者的权利，而不只是恐慌、歧视或者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