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共东北军党史丛书》分卷之一，概略地叙述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的历史，在丛书四个分卷中占有提纲挈领的地位。本书是中共东北军党史组数年工作成果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共东北军党史组十人领导小组和全体编写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共同心血。本书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部分，包括《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东北军各军党史》、《中共东北军学兵队党史》、《中共东北军抗日先锋总队党史》等，附录包括《》《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等。

这本文选，收入了陈云同志自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六年七月的重要著作共五十二篇，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著作，反映了我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以及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这本文选，收入了陈云同志自一九五六年九月至一九八五年九月的重要著作共五十六篇，其中大量篇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执政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的论著。这些著作，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按照历史进程，这本文选大体上可以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从一九五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而又遭到严重挫折的时期，作者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改进当时我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观点和主张，对于巩固建国初期的巨大成就，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起了众所周知的重大作用。第二部分，从一九七七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九月，这是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确立和实行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时期，作者在指导和推进全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全面调整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按照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党的优良作风等方面，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意见。

《陈云文选（1926-1949）》收入了陈云同志自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的重要著作共四十五篇，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陈云文选（1926-1949）》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党在白区工作等各个方面，其中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又占突出的地位。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在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凡是他所负责的工作，都按照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及时地总结经验，提出切实、正确、有效的方针政策。这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贡献。

作者认为人对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关系有两种，一是主客二分。一是天人合一（指主客不分，物我交融）。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导。本书以此为纲，论述了中西哲学的发展线索和各自的一系列特征，把中西哲学的各大流派和思想观点放在整 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同一条历史长河中对它们作纵向的考察，并由此而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二是哲学何为？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历史”与中篇“理论”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和思者，下篇“哲学与哲学家”是以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为主线对中西哲学史上的重要派别和哲学家所作的具体论述和比较研究，从而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论证。作者认为，西方现当代哲学由于不满意主客二分的传统而兴起了一股类似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哲学与诗相结合的思潮：具有深厚的天人合一传统的中国哲学则正召唤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以发展科学、发扬民主。不同的思想观仿激荡着中国和西方，中西哲学都处于困惑和选择之中。作者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趋势和哲学理论两个方面论述了中西哲学相结合、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相结合的前景与可能，并提出了对于理想人格的设想。

《张闻天文集（1）（1919-1935）》收入了作者1919-1935的文章，包括《“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中华民国平民注意》、《社会问题》、《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等。

本书是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中的一册，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平叛的经过以及藏族农奴的苦难日子。该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读者从中可对西藏的过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书收入的是万里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四年十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章、讲话、谈话共一百一十五篇，其中主要是八十年代以来的论著。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方面的新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万里文选》的出版，对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本书是中共中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了审核、校阅工作。全书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凡已公开发表过的，编入本书时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订正。未公开发表过的，基本上保持原貌，只按原记录稿作文字上的整理。在编辑本书时，作者逐篇审定了全部文稿

该书共分十卷四十篇，因其编辑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每卷大体上也有一个中心。书中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问题也非常深刻，确实可称得上“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全书以《君道》篇为首，《慎终》篇为止，这种编排方式是有很深的寓意的，体现了吴兢的政治思想。吴兢认为君主是维系一个王朝的关键所在。因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皇权是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特权，皇帝的英明或昏聩对全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因此，有眼光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必然格外注重君主的个人素质。如唐太宗自己就很重视“君道”问题，他既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的政治理论家。唐太宗在辞世的前一年（贞观二十二年）曾撰写了《帝范》一书，赐给太子李治学习。此书后来与《贞观政要》一道成为后世帝王的政治历史教科书。由此可见，“君道”乃是唐太宗政治理论思想的核心，吴兢是深得其中三昧的。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外交。可以看到它已成为党的一条不可缺少的战线，发挥着配合乃至推动其他战线斗争的重要作用。经过抗日战争，外交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为中共的一条独立的战线。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共外交还是侧重于外交主张的阐述，那末到了抗战时期，其外交的实践性则大为增加，所以中共认为这一时期是她“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外交战线的初步形成，有赖于抗战时期所独具的国际大背景，它为中共提供了实践其外交主张的机遇；更重要的则在于中共对外交工作有过长期的“坐而谋”，因而才有了指导抗战外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其外交实践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当然，此时中共外交战线与其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战线相比，还不是显得很成熟，因而其外交决策曾有过不少失误，这与党的外交战线形成较晚，经验较少有关。但总的来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外交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说抗战以自己的辉煌胜利而载入史册，这一史册则不能没有中共艰辛而又智慧的外交斗争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