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家”或“新儒学”，在日本也有时被称为“新儒教”。“儒家”、“儒学”、“儒教”都是古代文献中使用过的概念。这三个概念在中文世界的使用，往往有互相重合之处；而就其分别而言，大体上可以说，“儒家”的用法可强调其与道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分别，“儒学”的用法强调其作为学术体系的意义，而“儒教”的用法往往注重其作为教化体系的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所习惯使用的“儒家”、“儒学”，一般都是指“儒家思想”而言，换言之，“儒学”、“儒家”是指你孔子所开创的思想传统。如冯友兰说过，在历史上，“儒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反映出中国学者注重把儒家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主流趋向。“新儒家”或“新儒学”的提法，就现在所知的早期用例是冯友兰的著作。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上册“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一章中言：“战国时有孟苟二派之争，亦犹宋明时代新儒家中有程朱陆王二学派之争也。”卜德（Derk Boodde）后来的英译，即将新儒家译为“Neo-Confucianism"乃本于此。不过，近代汉语学术中所谓“新儒家”之用不一定始于冯友兰，如他在其《中国哲学史》下册“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一章中曾说：“宋明道学家即近所谓新儒家之学。”这里的“近所谓”表示，以“新儒家”指称宋明理学应当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前的一个时期。据陈荣捷的看法：“17世纪天主教传教士来华，见宋明儒学与孔孟之学不同，因仿西方哲学历史之进程而称之为新儒学。近数十年我国学人大受西方影响，于是采用新儒学之名，以代理学。”不过，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20：30年代中文学界的“新儒家”的用法是直接来源于西方的。其实，“新儒家”或“新儒学”的这一用法，在当时并不流行，陈荣捷曾说：“我在抗战前到檀香山去，那时新儒学这名词非但外国人不懂，中国的教授也不懂。”可见，在30年代中期，新儒家的提法，对大多数人仍然相当陌生。虽然，从冯友兰以来，以“新儒家”指称宋代以后的儒家思想的用法渐渐增多，但多数学者仍然习惯用“道学”或“理学”来指宋明时代主流的儒家思想。冯友兰自己在其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是以“道学”为主要的关键词，而把“新儒学”看成“西方”的习惯用法。这种关于“儒家”、“儒学”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研究态度和认知取向。 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思想体系的儒家学者为数众多，故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儒学首先是哲学思想，是对宇宙、道德、知识的知性探究（intellectual inquiry），也是对人心、人生、人性的内在体验，又是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寻与实践，当然也是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主张和探索。儒学的这种特点，不仅体现于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王阳明、王船山这些著名思想家，也体现于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众多思想家。只要翻阅《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从其中充满着宋明理学有关道体、性体、心体、有无、动静的详尽讨论中，就可了解，中国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宋明理学的思想家对宇宙、人心、体验、实践有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化思考和细致入微的辨析分疏。因此，不可否认，理学即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性探究，又是精神生命的思考体验，当然也是通向终极意义的道德实践。基于这样的理解，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始终注重在哲学思想意义上的儒学研究。

谁也无法否认，“邓小平”将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其辉煌的字眼。正是邓小平将中国从濒于崩溃的边缘推上了改革开放的健康轨道；正是邓小平，在中国遭受内外交困而彷徨苦闷的危险时刻又一次向中国共产党，也向全国人民指点了迷津，从而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踏上了新航程。邓小平的这两次创举充分展示了他的大智大勇，表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睿智、灵敏、善思、果断的优秀品质。因此，一切关注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人们，一切关注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人们，都十分关注邓小平，都注意研究邓小平。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邓小平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邓小平，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蕴涵了丰富的内容的文化宝库。面对他，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沉思：如何全面系统地研究邓小平思想与实践？如何从邓小平的身上汲取更多的营养，以更正确地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邓小平的理论世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渗透着高超的艺术，凝聚着卓越的智慧。这就决定了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理论世界，对于全面认识邓小平的思想家地位，对于深化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行文的展开，我们对此会更加清楚。本书还附有邓小平的理论大事记。这可能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它真实地反映了邓小平在思想上的创新以及与时俱进的客观过程，对于从宏观上把握作为思想家的邓小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是“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书系”中的一册。该套丛书把邓小平当作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来宏观、系统、全面地加以研究，是所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继承、发展和超越邓小平指导思想的权威研究文献。

本书收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为该意见的颁布而发的社论，按惯例组织出版单行本。

本书主要讲述公共政策的含义、政策系统的构成、政策模型的作用、政策制定的过程、政 策执行的条件、政策评估的作用和政策终结的概念等方面的内容，虽然在各章节的讲解中涉及到一些现实社会中的具体政策，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与评论，但书中并没有设专章来讲述具体的公共政策，如农业政策、教育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等。这样做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本书的“导论”性质。在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目前仍处于学习与起步阶段，吸收和消化现代政策理 论及其研究方法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但引进中更要注意移植，实现政策理论的本土化 。因此，本书强调理论的具体应用，注重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而且，为了避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不良倾向，本书在强调本土化的同时，也注意了政策科学体系的规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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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各地学习和交流传达贯彻全国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做法和经验，更好地推动全系统宣传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局面，我们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贯彻落实全国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的领导讲话和工作报告汇编成册。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兄弟省区市开展工作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工作搞得好的地区要进一步发挥优势，巩固成果，扩大战果；工作还存在差距的地区，要找准自己的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制定出不断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瞄准先进学、赶、超。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在全国纪检监察宣传教育系统形成你追我赶、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抢抓机遇，求真务实，再创反腐介廉宣传教育工作新局面。

本书是一本较新颖的研究人权，尤其是中国人权的论文集。作者群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社会学、医学等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来自人权或与人权相关的研究与教学第一线，主要从哲学和现实操作层面展开论述和剖析，如人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权与妇女问题、人权与教育、人权与知识产权、人权与医学伦理、女权主义等，回应了当前人类社会对一些人权问题的困惑和关注。作者们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在世界人权研究队伍中坚持了中国特色，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目 录序…………………………………………秦绍德人权研究的基本问题人权是什么？“第三代人权”、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人权研究与政治学改革进程中的民主与人权民族结构、后民族结构与人权危机人权研究与经济学控制人口增长，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关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妇女的劳动权益人权研究与社会学上海城市贫困人口医疗现状及问题研究性压迫、性别不平等与女性情欲权人权研究与法学法学视野下的性别公正与妇女人权保护从WTO与人权国际保护角度评在中国推展SA8000标准克隆人与人权试论知识产权的人权保护健康权的保护和药品专利保护的例外人权研究与教育学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突出问题从人权视角看美国大学多元文化教育课程人权研究与伦理学当代生命伦理与人权附录一 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主要活动附录二 国内主要人权研究机构简介

对于文坛回春的历程，迄今尚无一本从实录的角度进行描述的专著问世。本书作者以清新流畅的语言，以“纪事本末体”的手法，记叙了新时期文坛从文艺队伍建设到文艺方针调整等诸方面的来龙去脉，并实事求是地评述了其间所涉及的人物和重要事件。作者作为那个年代的“文学爱好者”，一直致力于收藏未曾刊布的文坛名家书札和档案材料，及对诸多文坛老前辈的采访，因而本书不但材料鲜为人知、丰富可信，而且也纠正了一些史实上的误传。请读片断：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之所以被“四人帮”污蔑为“反革命事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诗歌以无比勇敢和智慧，表达了人民对“四人帮”的痛恨之情。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妖红霞现。这是北京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孙下懿写的一首诗，用“谐音”点了张、江、姚的名。诗一贴出，围抄的群众水泄不通，还写了许多“好！”“妙极！”“真好！”等批语。一首署名“新人”的诗《清明节呐喊》，诗中说：“今朝扫墓，变本加厉。言称破旧，用心何毒！‘电话通知’，诬人造假。‘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裹挟天子，以令万家。宁左勿右，一如林家。”这首诗把“四人帮”的野心和手法，揭露得淋漓尽致。传颂传抄者，络绎不绝。一首署名“心明眼亮细读诗，真名实姓一工作”的诗写道：“三人只是一小撮，八亿人民才成众。赫秃清江掀逆浪，敢反潮流碎资梦。”一首题为《愤讨》的诗写道：“浦江逆流滚，难阻巨舟航。宏桥将摇断，马卒陷汪洋。”这里的“宏桥将摇”，指的是王、张、江、姚四个人，“马卒”指的是马天水一类“四人帮”的党羽。而那首被作为“反革命”重要罪证的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就是在“豺狼张牙舞爪的时候，居然上去拔毛”的诗作。在那个阴霾的清明，“四人帮”所发动的“批邓击右倾翻案风”正如火如荼，而人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义凛然地向“四人帮”发出挑战。“谁反对周总理，和他拼到底。迫害邓小平，永远难得逞。”这是直抒胸臆的典型之作。而采取象征的手法表达这样感情的，在广场上多次出现。广场有个花圈的总理像下，人们用一根红头绳挂了一个玻璃小瓶，形象而机智地表达了总理和邓小平是一条红线的寓意。清明之夜，在这场伟大的运动被镇压前的几个小时，一张题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贴到了纪念碑前：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二、七四年十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四、七五年七月，毛主席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僵人民大快人心。五、最近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翻案复辟活动。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这些人翻历史的案成了过街老鼠。这张传单，以“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大事记”的形式，在为邓小平伸张正义的同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江青。传单一贴出，立刻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来观看，不少人自告奋勇地为后面看不到的人高声朗诵，听众不约而同地爆发出阵阵叫好声。当年姚文元看到这个“大事记”后，在上面写上“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的批语，并将此材料作为将这一伟大的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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