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国家机关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纪实》，是“纪录小康工程”系列丛书中央丛书中的一册。本书邀请30家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紧密相连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围绕“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就本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积极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情况、重点任务和工作特色编写稿件，汇编成书。

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存在是其基本面相，其深层本质是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和冲突，也即“个体自由”与“价值共识”的冲突。只有充分认识、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多”，才能找到恰当的价值共识之路，由此引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诉求和实践思考，且只有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成为多元文化的“核心”和“主导”。本书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空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

本书通过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置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揭示了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初步建成和加快完善条件下所呈现出的规律和特点，剖析了问题，总结了经验，得出了启示。政府为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常常增加或淘汰某些职能，引起政府机构的相应变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有其自己的特点，要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影响，部分政府官员个人利益的不当诉求，政府机构改革的推动者与改革的对象重合叠加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性，对政府职能转变产生了阻碍作用。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关系的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定性条件。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德主刑辅，以德化人”，是中国历来崇尚的德治主张，它既来源于上古圣王之垂教，也是对历代治国实践的经验总结。它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一贯特质，例如，尊圣崇贤、尊道贵德的人民信仰，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观，非功利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君民一体的存在观念，以及对上行下效的作用机制与因果规律的遵循，等等。本书选取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故事，从“存仁心，行仁政”的政德修养、“德教为先，刑罚为辅”的德治次第、“长善救失，净化人心”的德教智慧三个角度阐明德治主张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和体现。时至今日，这一为中国文化所孕育的德治理念，在国家治理与国民教化中更加发扬光大，以崭新的面貌愈发为世界瞩目，为世人认同。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一直以来秉持和坚守的一种改革、进取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本书所列举的几位改革者及其所主导的变法、改革事业，莫不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我们更好地知晓过去、照鉴未来有重要意义。同时借此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有自我反思、自我变革的优良传统，在通古鉴今、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求变求好，顺应大势，与时俱进，也正是受此种精神的润泽和涵养，中华文明才得以纵横五千年长盛不衰，历久弥新。

本书首次综合利用文字文献与图像文献对《楚辞》意象生成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厘清“意象生成”的学理蕴涵与主要构成情况，展示《楚辞》作者取象、寄意特征及“意中之象”外化为“着意之象”途径，揭露《楚辞》意象视觉生成、观念生成、赋情生成、文本生成之状况，探明历代读者对《楚辞》意象的认识、阐释与再创造形貌，并将《楚辞》意象生成中的规律性认知置于文学史、意象史、艺术史中进行纵横审视，昭显其本体特征及其之于诗歌、中国文学及意象学的价值，从而初步解决了“善鸟香草何以配忠贞”这一重要学术难题，拓展《楚辞》学界的认知视野，完善诗学批评领域中的意象理论体系，为后继者提供较为重要的研究基础。

本书从政策、法律、技术和行业四个方面介绍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通过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络防护技能。政策编主要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重要论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工作原则、指导及要求；法律编主要介绍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主要立法、一般规定、监管体制等法律相关的知识；技术编主要介绍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相关技术；行业编主要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进行了综述。

“规划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这一国家治理方式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引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规划治理”作为一项具有制度性特征和顶层设计意义的国家治理手段，其内涵与定位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建设的步伐而不断丰富完善，剖析“规划治理”的原理与机制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破译中国奇迹的关键性制度密码。 本书从国家治理和整体制度性视角出发，对“规划治理”的机制展开研究，重点分析“规划治理”过程是如何通过目标绩效考核制和不同层级政府间就规划目标设定、执行与绩效验收等方面的授权安排这两类制度设计，有效协调央地关系，兼顾大国治理中的“中央规划”与“有效治理”两类核心要素，终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问题。这构成“规划治理”的核心制度性支撑，也是各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得以实现的主要机制。在方法上，本书借鉴激励理论与合约理论，将目标激励合约作为模型化“规划治理”机制的关键工具，着重就规划设定、执行、验收中的各项重要机制进行经济学的理论抽象与正式构造，为“规划治理”构建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公务员的创新行为表现如何，直接关系到政府组织的行政效能。本书以“领导风格如何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为研究主题，基于文献梳理和理论回顾，以服务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为自变量，以公共服务动机和心理授权为中介变量，以差错管理氛围和发展型文化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理论模型，提出了研究假设，随后通过对北京、山东、广东、河南等地的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本书调查了解了我国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基本表现，深入探讨了中国政府组织情境下服务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实证检验结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本书以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相统一的生态经济关系为研究主线，从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的视角分析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着重阐释了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剖析工业文明的非生态观念样态和非生态表征，揭示出其发展模式的非生态经济性质；相应地阐明了生态文明的生态表征及其生态本质特性，并提出我国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全新面貌展现在当今世界面前，它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的贡献，并将开启整个人类文明辉煌发展的远大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