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这部巨著是莫尔1516年出使荷兰期间用拉丁文撰写成的。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乌有之乡”。 在书中，莫尔借一位海外游人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来谈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由于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人们很喜欢海外奇谈式的著述，莫尔正是选择这样的手法，既避开了专制统治者的猜疑，又投世人所好，使得自己的著作能够经世不衰。 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莫尔一方面反对中世纪的禁欲观念和神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位，相信人的力量，力求满足人的情感和兴趣。另一方面，他又能高度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在《乌托邦》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他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劳苦民众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他指出了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措施。而当时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主要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可能在利益上和人民大众取得更大程度的一致。不可否认，莫尔超越了那个时代。 《乌托邦》全书分为两部分。莫尔在第一部分中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当局以严苛的刑罚对待下层群众，盗窃犯被处死的比比皆是，“有时候竟会有二十多人被同时送上绞刑架”，严酷的刑罚使得原本小偷小摸的人最终成为危险的大盗，给无辜的平民带来了灭顶之灾；贪婪的贵族和乡绅通过发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来增加他们的利润，把千千万万的人逼人悲惨绝望的境地。莫尔写道：“你们的羊，曾经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而现在却变得那么贪婪、那么凶蛮，甚至于开始吃人。”他对那些圈地者深为痛恨，将他们斥为“寄生虫”。他写道：“那些贪得无厌的剥削者，用一条栅栏把成千上万亩土地圈起来……很多佃农被迫流离失所，漂泊不定。”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乌托邦新岛形象的全面描述，莫尔将自己对人类美好国家制度的憧憬投射在他所假想的乌托邦岛上。他系统地为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乌托邦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方面，乌托邦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即除奴隶之外的全体乌托邦人当家做主。乌托邦有一套完备的官员制度，共和国的高级行政官员必须从博学多才的学者中挑选。只有由深明事理的哲学家和学者担任政府官员，才能把粗野、不文明的人民引到那种迄今优越于几乎所有凡人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社会中。乌托邦社会由自由公民和奴隶构成。乌托邦不存在律师，人人都能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在乌托邦人看来，任何公正的法律，都是简单而又明了的，越简单明了的法律就越能为广大人民所学习和掌握，而一个人人懂得法制和人人掌握法律的社会必定是安宁幸福的。 在经济方面，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按计划调节的。他们在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讲求经济效益。在乌托邦没有货币，不存在商品流通。莫尔认为，货币是万恶之源——“金钱被取消了，和金钱相关的欺骗、盗窃、抢劫、骚乱、叛乱、暗杀、变节、放毒等罪行也就不会发生了……一旦金钱废除，贫穷也就马上减少以至消失了。”人们视金钱如粪土，那些披金戴银、满身珠光宝气的人在乌托邦人的眼中，不过是些丑角罢了。 在科学文化方面，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将人们心智的发展作为目标。城市居民轮流被派往农村去学习农业，这样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体验不同的生活。在乌托邦，不论男女，都必须经常阅读，而且要作为终生的习惯保持下来。乌托邦人注重科学文化的发展，在音乐、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哲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另外，他们还很注重学习外来文化。 在社会生活方面，乌托邦人过着健康向上的生活，相互间平等、互助、融洽、友爱。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饭，这并不排除个人单独从市场买回食品，但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家庭伦理在乌托邦人观念中意义重大，每个家庭限制在16口人以内，并由父亲管理。妻子服侍丈夫，子女侍奉父母，年轻人侍奉年长者。在乌托邦，不允许一夫多妻，也不允许离婚，除非有通奸或难以忍受的反常现象发生，可以由国家解除婚约，并允许受害者另行婚配。但犯有罪行的人是永远不允许再婚的。有时已婚夫妇感到不太情投意合，如果他们互相同意离婚，可以各自另寻伴侣婚配，但这要经过元老院的批准，因为他们认为准许任意离婚可能使已婚者失去信心。在乌托邦，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并对促进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可以自由地宣扬自己的宗教。那里历来就有一项古老的制度：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但在所有乌托邦人的心目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密特拉。这个神是威力无边、奥妙无穷，是永恒的。人们称他为父，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等，都归之于他。乌托邦人尽管信仰不一，却在这点上相一致。 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很重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往。他们信奉和平友好，他们认为通过战争获得的荣誉是极不光彩的。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会回避战争。乌托邦人在固定时间参加军训，以备战时之需。但是，他们绝不轻易发动战争。他们出战仅仅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或驱逐侵入友邦的敌人，或出于怜悯某个受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是人类的同情心所激起的行为。 此外，莫尔还对乌托邦的人口、教育、城市规划、交通运输、婚嫁习俗、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本书稿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通史，比较系统地描述分析和概括了19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150多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产生、传播、发展与创新，并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紧密结合的历史轨迹和理论形态。

《政治学》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也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十分广泛，涉及了国家（城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的原因，政体的分类、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概括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贡献有以下几点：（一）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开创政治学研究之先河。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对学科进行分类，他把各门学科按照知识的不同分为理论学科、实践学科和创制学科。其中政治学就属于他所谓的实践学科。在他看来，政治学是研究至善的学科，是一切学科中最高、最权威的学科，而那些研究战术、理财术、讲演术等的学科都隶属于政治学，都是为政治学服务的学科。政治学是其他学科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或者说人天生就要过城邦生活。人的向善本性，使得人不断追求善的生活。人参加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对至善生活的追求。城邦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是生活的至善。政治学是研究城邦至善的学问。与之相对，伦理学则是研究个人至善的学问。要实现个人生活的至善离不开城邦，如果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还能生存的话，他要么是一个神祗，要么是一个野兽，总之，他很难像正常人那样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要高于伦理学，伦理学在本质上属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划分、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使政治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因此他有了“政治学奠基者”的美誉。 （二）重经验研究方法，把神学束缚下的政治学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 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注重抽象思维和神话论证不同，主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更注重经验。他毕生的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开创性的、贴近现实的研究工作上。他所收集的当时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资料，涵盖了这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试图理清各个城邦的发展历史，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最后找到它们兴衰成败的原因。 在本书第二卷中，他分析批判了柏拉图等人以及别的时期的前辈关于政体的思想，阐述了历代政体的兴衰得失，为他后来关于政治的各种精辟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他首次在政治学领域突破神学观念的束缚，坚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求国家产生的原因，第一次把匍匐在神学和哲学框架下的政治学转变为人的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先河。他在《雅典政制》以及本书中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后来的政治学者，比如声名赫赫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布丹和孟德斯鸠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提出了理想的政体模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共和制。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日益没落，社会混乱，贵族和平民、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社会动荡和混乱均起于非正义，而非正义就是不公道、不平等。在本来应该平等的公民之间如产生了不平等，必然导致不满，产生斗争。富人掌权的寡头政权，以压迫穷人为能事；而如果贫民掌权，他们也会不择手段地排挤富人。他认为，要想调和这种矛盾，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有一套适宜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这个理论就是中庸之道。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在穷人阶层和富人阶层之间起居间掣肘作用的力量，即中产阶级。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能包含较多因素的”“完善政体”，即共和政体（或称“立宪政体”、“混合政体”）。总之，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中庸则是美德的特征。”善德就在于行中庸之道，过度和不及就会导致恶行。他认为这种善恶标准也同样适用于政体。 他还指出：“凡离中庸之道（即最好的形式）愈远的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 ”理想政体之所以理想，就在于这种政体的主体一一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中庸的化身的中产阶级，能顺从理性而不走极端，能保持共和政体的“中间形式”和“中间性格”。总而言之，他的政治主张是兼容贫富，平衡“质”和“量”。既主张考虑自由出身、财富和门第，又坚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根据中庸之道，他提出“国家有调和阶级矛盾的职能和责任”的思想，即“一切政治组织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相合成”。统治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所谓专制统治，即主奴统治；另一种是以被统治者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人统治”。他赞成后一种统治而反对前一种统治。因为城邦是自由人组成的平等的、符合正义的社会组织，所以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轮番为治”。亚里士多德坚持要把中产阶级当作组建共和政体的依靠力量。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他们过着无忧无惧的平安生活，易具中庸美德，适于作贫富两级间的仲裁者。 这样，就可以减少城邦内的竞争和内讧。 （四）主张通过公民教育和培养实现城邦生活的完善与和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即本性、习惯和理性。本性毫无疑问是首要的。也就是说，他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动物。 动物主要靠自然本性生活，很少受习惯的影响，而人的生活除了受本性的影响，还要受习惯和理性的影响。习惯和理性是人所独有的。本性、习惯、理性三者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特别是当理性能够统御本性和习惯的时候，人才可以过上至善的生活。而对于最优良的城邦而言，公民的善和城邦的善是一致的。所以最优良城邦中的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来培养或培训公民的德性，使公民灵魂的这三个组成部分达到和谐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城邦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 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关注了公民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婚配、生育、儿童教育的科目设置、教育阶段的划分、如何度过闲暇生活等（他对闲暇生活的见解时至今日都耐人寻味）。在他看来，和平是战争的目的，闲暇是劳动的目的，勇敢和坚韧适用于劳作之时，智慧适用于闲暇之时，要在闲暇时培养自己的德性。优良城邦中的好公民应当既勤劳勇敢又善于追求闲暇，要在闲暇中追求那种不以实用为目的的高尚行为。而对于这些重要的道理，公民要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儿童时期就明白。 以上只是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的这本经典著述的几个方面的贡献和主张，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关于国家和政治的真知灼见远不限于此。例如，他的人的政治本质思想、政体分类思想、政体变革思想等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政治生活以及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同的读者会对他的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有志于研究政治理论或实践的人而言，回避或忽略亚里士多德以及他的《政治学》都是不明智的。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作为奴隶社会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和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他在《政治学》中表露出的思想观点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得出了赤裸裸的“有的人天生就是奴隶”这样的结论。对此，我们既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苛求前人，也不能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

对政治伦理的研究，自古以来就受到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关注。由于政治伦理这一问题涉及政治和伦理两个概念，因此，在政治与伦理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和伦理是对立的，二者互不相容，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认为，政治的内容就是“法”、“术”、“势”，道德不仅无用，甚至有害，可以为了政治的目的不择手段；在西方，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马基雅维里是政治和理论“对立论”的典型代表，把他称为政治上的“非道德主义者”、“邪恶的导师”，认为他向人们推荐了一种政治上“不道德的实践”。［1］西方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学应该是一门能对政治现象进行充分定量，像数学和逻辑学一样精确说明各种政治关系和规则，从而排除政治中的“价值观念”、“价值喜好”的科学；还有一些政治家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对伦理规范应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允许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采取一切非伦理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与伦理具有内在统一性。这种观点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政治家的关注。在古代，所谓伦理，笼统的意义就是治国之道，做人之道，为官之道。如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论语》等，讲的既是伦理，也是政治；既是治国之道，也是做人之道，为官之道。在当代，政治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20世纪60、70年代，可谓是政治伦理研究重新受到高度关注的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在理论上出现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否定，以及规范政治学的复兴，它以1971年出版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主要标志。《正义论》的出版打破了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长久以来的沉寂，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重新恢复了政治哲学的传统方法论；在实践上，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的曝光，以及西方国家现实政治中出现的诸多伦理问题，如渎职、受贿及变相受贿、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也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伦理的关注。对政治伦理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和伦理两个概念，而且涉及政治学和伦理学两门学科。因此，对两者的不同偏好，形成了人们对政治伦理研究的两种不同致思取向：其一是以政治学视角关注伦理，表现为一种“政治的伦理论”。这种致思取向试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为政治研究提供一种察看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系统化的伦理观点，一组彼此关联的赋有伦理意味的政治学概念、定义及命题。它认为，政治学必须集中地去实证分析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国家、权力、选举、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发展、民主的条件、民主政制、国际关系等课题，同时也不可偏废地对政治规范问题进行探索。因为社会重大的政治问题必然要涉及道德和伦理问题，政治学研究必须关心价值、规范、是非问题，否则政治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政治学永远不可能是“中立”的，这种致思取向多表现为：一方面是政治学的范畴、命题和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伦理学的评价和判定标准。其二是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政治，表现为一种“伦理的政治论”。这种致思取向期望伦理学能为政治学提供目标、方向和方法，期望把伦理精神转化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规范，在政治理论、政治实践、政治行为中体现伦理追求和伦理原则、伦理规范。与此相联系，伦理知识、方法和手段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方式被运用。它认为，政治伦理并不为政治活动提供答案，而只是被作为一种以明智的方法寻求答案所需要的分析工具。

《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一书，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特别是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等有关学科知识，挖掘了古今中外和谐社会思想资源，分析了和谐社会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立足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实际，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尽管《和谐社会建设研究》还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但这对于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对推动我省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教育广大职工和青年学生是有帮助的。

《密尔政治思想研究》试图对密尔政治思想作一整体研究，以期发掘其中有益的成分，从而更加合理客观地评价密尔。书中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前提下，在已取得的众多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并结合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对密尔的政治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对密尔政治思想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进行审视与论述。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和时代意蕴》立足于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认识。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性创造，形成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总结，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向导。然而时代在发展，中国在前进，实践在推移，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也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走向新的起点、新的阶段，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明新的道路。

曾庆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个最新成果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多方面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结束语中曾经这样说过，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他还勉励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要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坚持这样做的。我们一方面坚持高举旗帜不动摇，以贯之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在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源于实践的思考》收集的是作者近年来承担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宁夏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课题和一些自选课题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的还获得了不同层次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书中具体收录了：《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浅谈行政决策科学化的实现途径》等文章。

《府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规划项目的科研成果。它在对府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模式进行梳理得基础上，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就府际关系的制度创新进行了探索。《府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政府管理的实践层面，进一步研究了北京市府际关系的现状、问题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