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材遵循理论与实际、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并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为逻辑主线和主要内容，从总体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揭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而又最能体现物质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有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了融理论、历史、现实为一体的内容体系。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成果，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内容，指出其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关系，并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深入分析现实问题，力求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分十二章，其实内容有：“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等。

笔者之所以将16世纪的西方思想作为本书的叙述中心，是因为16世纪是西方旧的思想体系：基督教神学理论逐步瓦解的一个世纪；也是西方近代思想体系：理性主义“破壳而出”的一个世纪；是旧的观念与新的思想冲突最激烈的一个世纪；也可以说是一个觉醒的世纪。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是一个宗教化的社会，教会在宗教事务方面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垄断着西欧社会全部的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而且拥有直接或间接干预世俗政治事务的权力。所有的学校和教育机构都是由教会主办的，神学被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全部，任何思想或理论均不得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冲突，所有的学术研究均须以上帝的存在作为起点。为了维护基督教神学的权威，天主教会推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对与教会正统观点不一致的所谓“异端”，实行残酷的宗教迫害和血腥镇压，将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与黑暗推至极致。

“大同”，儒家的理想社会，它一直为人们所向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常提到“大同”，孙中山就想望“成一个大同之治”。至于系统论述，并以之名书的则是康有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出“无邦国，先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引起人们的注视，但他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康有为政治生涯的递变，他的大同思想前后也有显著差异。因此，正确评价《大同书》，弄清其酝酿、写作、出版的过程，无疑是必要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我们深深感到这一部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总始终有着共同的基础和相通的脉搏，这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共同基础和相通的脉搏，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它像一条红线贯穿它们之中，成为它们理论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精髓。《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和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十二章的篇幅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结合起来构建一个综合体系，比较系统地向我们展现了它们既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说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没有说的新话，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逻辑，这是难能可贵的。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传播，也就有了政治行为。西方国家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谈论或人们的相互作用。这个界定虽然过于宽泛，但它却充分说明了政治与传播的密切关系，政治离不开传播，政治行为都是传播行为，所有的动态政治现象都是传播现象。政治始于传播，运行于传播过程，止于传播过程的结束。政治过程的运行始于人们提出政治要求，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要求的提出都离不开政治语言和符号的运用，离不开政治信息的传递；政治过程中的政治转换是政治家相互之间以及政治家与大众之间运用各种传播形式交流和沟通的复杂过程；政治输出是语言符号对转换结果的反映和描述，也可以说是政治信息从政治体系的流出；反馈则是政治信息的回流和新的政治过程和传播过程的开始。《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从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出发，系统阐述了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问题，内容翔实，条分缕析，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值得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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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分政治与政治学、西方政治哲学、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全球化、公民社会、传统与现代化和中国政治等8个专题，每个专题各选3篇论文。所选文章不仅代表了作者的主要研究成果，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全书围绕着民主治理这一主题，从政治学的原理到现实政治发展，从中国政治改革到世界政府创新，从全球化到现代化，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或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或提供了实用的对策思考，是一本难得的政治学研究文集，既可为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基本参考，也可为党政官员的政治实践给予重要借鉴。

本书在框架结构上分八章：章论述政治文明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理论，就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关系展开分析，具有总论的性质；第二至第八章，分别阐述了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七个方面存在的相互关系，这七个方面是：执政文明与党政关系改革发展；政府文明与政府机构改革发展；权力配置文明与监督体制改革发展；人事管理文明与干部制度改革发展；治道文明与决策机制改革发展；社会文明与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发展；政党文明与党的建设改革发展。以上篇幅，集中阐明了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民主政治得以持续发展的。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党的战斗力，实现党的纲领，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完善党的纪律，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党建理论的探索需要进一步深入，对于党的纪律规范和纪律处分工作的规律性，同样需要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于党的纪律及其相关的问题，有些需要进一步强调，有些需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所修正和创造，以保证党的纪律作用的实现。笔者结合检察法规工作的实践，对党的纪律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以求得党内同志以及学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