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教育，是在大学生中进行系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同时在全校深人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学科研活动，使研究者和受教育者能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理解和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是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教育的本质要求；能够有效地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教育的核心内容。在高校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人、培育人、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同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教育，必须不断深入地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以确定教育的重点，必须不断深入地承担历史使命，拓展实施路径，完善保障建设。

为了深入探究西方文明的渊源与演进，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全新视角，展示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对西学的重新审视与诠释，构建全新的西学思想文献平台，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西方学术经典译丛》（全新译本）。本译丛精选西方学术思想流变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传世名作，由多位专家学者选目，一批学养深厚、中西贯通、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士精心译介，内容涵盖了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收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载体的诸多经典名著。本译丛系根据英文原著或其他文种的较佳英文译本译出。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译丛全部用现代汉语译介，尽量避免以往译本中时而出现的文白相间、拗口艰涩的现象。本译丛还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译介理念和用词用语方面，基本采用改革开放以来西学研究领域的共识与成论。另外，以往译本由于时代和社会局限，往往对原作品有所删改。出于尊重原作和正本清源的目的，本译丛对原作品内容一律不作删改，全部照译。因此，本译丛也是对过去译本的补充和完善。

读者，现在你所看到的是《政府论》的开头和结尾部分。至于那些数量远胜于此并且应该出现在中间部分的篇章，其命运如何，就不值得我在此一提了。我希望，保留下来的这些篇章足以使我们伟大的恢复者、当前的威廉国王登上国王宝座。我希望，我们的国王能充分行使他的职权，他是一切合法政府中唯一一个基于人民的同意而荣登帝位的，在各基督教王国的所有国王中，他获得了人民最广泛、最明确的同意。我希望，这些篇章能够向世人表明，热爱正义和自然权利并决心捍卫这些权利的英格兰人民，把处于奴役和毁灭边缘的国家拯救过来这一做法是完全正义的。如果这些篇章提出的证据能够实现上述目标，我自以为可以从中找到这样的证据，那么，对于那些丢失的篇章而言，也就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的读者也不必因为没有读到它们而有所遗憾了。因为我想，我没有时间也不打算再经历一次痛苦，去跟踪罗伯特爵士，通过各种蜿蜒曲折和模棱两可的叙述（在他著作的若干章节里肯定会碰到这种情况的），来补上我对他所作答复的遗漏部分。国王陛下，以及我们的整个国家，已经彻底驳斥了他的假设。

《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创新研究》从剖析高职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特殊需要入手，研究探索新时期建设有别于本科院校、独具高职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新思路、新举措。《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创新研究》认为，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健全评价机制与管理机制为保障，以建设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为关键，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为目标来优化课程体系、课程结构及教学内容，以“启发式”教学为核心来更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实践教学为重点来突出特色，从而走出一条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新路子。

分裂的惯习（Habitus Clive）：皮埃尔·布尔迪厄著作中的美学与政治（付德根、王琨涵译），文化、历史与习性（陈春莉译，强东红校），文化记忆、习性与审美，审美历史化和政府治理性——试论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中的关键因素，从习性到审美习俗：一个布尔迪厄概念的中国化，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审美衍生与文化战略，一种“自下而上”的位移——论本尼特实现左派知识分子文化目标的现实途径，理论与经验：托尼·本尼特与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习性与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马克思学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其考据研究和文本解读研究以及取得的理论成果对当代马克思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丛书通过对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梳理和译介，试图从国外马克思学主要代表人物、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揭示国外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新阶段和新特点，以期为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和理论参照，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哲学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空间。

《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权力制衡原则的局限，提出了“以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新命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新的权力制衡模式。《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所提出的社会权力理论，不仅可以为制衡国家权力、防止权力腐败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为我国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收录了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问题的极具代表性的学术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理论基础，地方自治及其宪法的界限、地域歧视与迁徙自由、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和行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全面地论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问题的学术论著，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重要学术总结。

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社会里，制度越来越完善，它甚至对我们身体里血液的酒精含量都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是处于制度化的存在状态之中，我们的一切皆有制度保障来做支撑，制度的完备性可以保障我们行动的权利和自由。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这种“非制度化生存”现象还相当普遍。从逻辑上讲，制度之外的这种趋利避害本能越是交织在一起，它对正式制度的冲击威力就越大。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符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如果我们说这种制度是表述意义上的真实的话，那么这种与其相符的精神与意识就是行动意义上的真实，是对行动起着支配作用的价值观念。

相较于古代本体论理性观、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和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观实现了实践观和理性观上的双重革新与二者的有机统一。这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关键的要点之一。以哈贝马斯、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实践理性、劳动范式乃至历史唯物主义的抨击，大都与没有准确把握这个要点有关。和谐社会理应是实践的理性和理性的实践双向良性互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