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由理想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等。

《国故新证》包括论卦辞深圳特区层结构、元亨利贞、亨之本义等内容。《国故新证》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国故新证》作者司马朝军。

《分配正义论纲》在总结西方学术界关于分配正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与正义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辨析，澄清了一些常识性的误解，讨论了实现分配正义的环境条件，提出了涵盖“平等原则、贡献原则、需要原则”在内的当代分配正义原则，并就三项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作为共识性分配正义实现途径的协商民主进行了讨论。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前提下，作者将分配正义原则切入当前中国的制度现实，讨论了分配正义与社会主义、分配正义与市场经济、分配正义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尝试分析了作为程序正义的民主生长的中国情境。

《秦宣自选集》收录的文章并未按发表的年代顺序编排，而是按专题编排。由于涉及的专题较多，加上受篇幅的限制，因而每个专题大约只有3__4篇文章。在整理这些文章过程中，除对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必要的删减和修改外，基本上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补充而成的。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无论是从学术背景上还是从学术积累上，对自己都是一个挑战。随着研究的深入，愈发感觉自己功底有限，学力不逮，虽然花费了很多心力，但其中的粗漏和浅浮仍然十分明显。这将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完善。三年中，在论文选题、资料收集、研究框架、语言表达等各个方面，我都得到了导师陈锡喜教授的悉心指导，陈锡喜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对学术前沿的高度敏感，真正把我引入了学术殿堂，我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点滴进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没有导师细致的关怀与不断的鞭策，我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一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其共产主义学说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李延明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基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属于综合性社会科学的观点，从该学说系统内各部分相互间逻辑关系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原理进行了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主要内容有：共产主义设想的依据和内容、共产主义设想实现的条件和途径，以及全球化与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等。

《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持网》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华人社会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在修改时保持论文的原有结构。我首先要感谢论文导师李沛良教授。从研究对象选择、研究主题确定，到论文的章节安排、译文文字的推敲，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的启发和指导对我帮助甚巨。感谢他传授给我实证研究的宝贵经验，指点我怎样去限定研究范围，维持合理期望。感谢他对我的写作进度的忍耐。多年来他在我学习生活等方面慷慨地给予支持和鼓励，在此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治政古已有之，从人类有组织活动开始就有治政现象。所谓治政指国家各级政府以及专业部门和党，群、军等系统的官员治理政务。所谓治政学是研究治政实践、理论、本质、关系，探索治政规律的学科，它是研究治政者实施治政的治政现象和科学治政的学问。《治政学》从治政概念、治政实践，治政学概念、治政学研究实践入手，分析了治政独有的主、客体以及主、客体的特征，分析了治政者应有的素质、治政人才集萃的规律、治政与政治、治政与政党、治政与国家的区别与联系，探索了治政绩效的取向、治政方法、治政决策、治政规律，明确指出了治政者应该和必须“治”这个“政”，执政党必须科学治理“党权”等等治政活动中常见而又容易忽略的问题。作者试图创建一门新的学科。

本届年会共收到应征论文1410篇，征文规模和质量均比往届有明显提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年会文集，就是从中遴选出的优秀论文和摘要论文的汇编，共设六卷，即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卷、哲学·历史·文学学科卷、政治·法律·社会学科卷、经济·管理学科卷、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和青年学者文集。所收论文，几乎涵盖哲学、历史、文学、教育、法律、政治、社会、经济、管理、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下，汇集如此众多的学科进行交流和研讨，可谓蔚为壮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曲折，使得邓小平两步走（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计划更加艰巨。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一批国内政治精英和知识群体越来越感觉中国没有必要“按图索骥”，可以绕过．“民主关”直接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近年来，有关“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说法甚是流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模式，而且还包括政治模式，都是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确实，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和持续时间创造了人类的奇迹，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和持续发展的代价也极为高昂，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环境的，以及随之而来的腐败和其他问题，都值得人们高度重视。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中国特色，但是说中国的治理模式举世无双并且可以广泛复制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目前仍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中，今后如何发展尚需要艰苦努力。邓小平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把推进基层选举和扩大政府善治作为执政的重要内容，把“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切实实行视为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要素。 1979年，中国在基层人大就开始了代表的直接选举，1988年之后农村村委会的直接选举更是被众多学者称为“无声的革命” “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但是，目前阶段能否将直选范围扩大，这个问题还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