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针对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关键——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建设，分为原理篇和实践篇两部分，介绍了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基本原理和开发技术。在原理篇中，通过对国内外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系统地介绍了电子政务和信息资源目录的相关概念、建设意义和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以及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框架；重点介绍了信息资源目录框架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子政务元数据、政务信息资源分类和主题词表体系。在实践篇中，以“深圳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及其服务系统”的建设为案例，在具体分析信息资源对象的前提下，讨论了案例单位的信息化建设特点和对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需求，介绍了作者在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方法和经验，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基本架构、元数据组织、信息资源的分类和编码、数据库的设计，以及系统服务的基本体系，最后还提供了比较详细的系统用例。本书可作为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者的学习和参考材料，也可供各政务部门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人员参考。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历史理论，这些理论在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同时，又都围绕着如何实现人的个性自由而提出各种构想。本书围绕这个主题全面论述了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他们的思想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批判模式以及这三种批判模式的内在联系。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基本原则论纲》从个人权利与领导权的关系角度，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原则即“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细化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分原则，即以个人所有和共同占有为核心的经济原则，以个人民主和共同管理为核心的政治原则，以个人自由和共同发展为核心的文化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基本原则论纲》通过探讨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政治机制和文化条件，为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

《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从自由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少数群体的权利进行了研究。作者把少数群体分为移民群体和少数民族两类，论述了二者权利诉求的相同与区别，并认为，少数群体的某些集体权利是与自由主义民主原则相一致的：而那种基于个人自由、公民社会公正和民族统一而反对少数群体集体权利的自由标准，则是可以破解的：少数群体问题是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则是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所长期忽视的。

《中外地方政府体制比较》是“中外行政体制比较丛书”之一，全书共分7个章节，主要对中外地方政府的体制作了比较，具体内容包括地方政府体制概说、行政区划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地方政府组织机构、地方政府职能权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本论文集涉及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领域研究。它收集了安东尼·史密斯、厄内斯特·盖尔纳等西方著名人类学者撰写的有关民族、民族主义的名篇，为人们认识、了解当代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参考资料，开辟了捷径。主编爱德华·莫迪默为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首席发言撰稿人、英国名校沃里克大学教授。文集从族性、民族、民族认同、民族自决和公民民族主义角度，探讨了族裔认同的原生性与社会组织性、族体与民族性、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以及族性、民族认同与国家主权、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人民、民族与国家的内在联系。阐述了反对民族“原生论”的理由。创新性地提出，《圣经》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民族”概念与我们“想象”的民族概念完全不同。没有真正不一致的民族、民族特征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的基本前提是密切相关的：人民先于国家，国家属于人民。

所谓责任政党政府就是对责任政府和政党政府民主危机的双重超越，是责任政党过程在责任政府过程中的一种积极延伸，是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中责任政党和责任政府结构与功能重组的严密的政治形态。责任政党政府不仅仅是执政党的政府，也是参政党或反对党的政府——它们在共同的政党政府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政治、行政、道德和法律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公共的政治、行政、道德和法律责任。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世界正以独特的视角诠释着文明的轨迹。古老的城邦生活已经逝去，人类是否依然是政治的动物？是否要继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千古天问的孤独？科学的进步迫使我们离开了种种神圣的规定性，迫使我们从迷思中醒来，迫使我们重新反观自身的生存和环境，试图选择一种最优生活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紧迫起来。

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度，失度不行，过度不可。如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便创造了适度、适中、适可而止、过犹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等为人处事的哲理。从政这个职业，在很多人看来千变万化、神秘莫测，是一篇大学问，学懂学透实在不易，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仔细琢磨起来，很多地方也都离不开“适度”二字，只要把“适度”的哲理运用好了，便可以把诸多事情处理得妥帖圆满，获得理想的效果；反之便会走向片面性、极端化，轻则受挫折、麻烦多，重则与自己的愿望适得其反。本着把握适度的原则，《从政哲理》认真总结了从政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目的在于使广大从政人员从中有一些感悟或有所借鉴，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少走弯路，少吃苦头，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为国为民多做贡献。

《政治观念史稿》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情、又是怎么来的？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全面冲击两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重新认识西方人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且迫在眉睫……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史稿”将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

《邓小平大战略》的逻辑起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维是客观性的战略思维。从大战略的层面对国家的发展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遵循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探索中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从而导致了战略指导上的重大偏差和失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的邓小平，立即表现出作为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解决党的战略指导的思想路线问题，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如漫漫严冬过后的一场春雨催生着新的战略思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的创立奠定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而得出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