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的主要论点是，国家的福利证明任何行动路线的正当性。 在政治事务中，政治需要压倒伦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标准是不同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准则的。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说，公平交易可能是一种代价太高的奢侈的行为，为了便于交易，也许有必要采取欺诈和暴力行为，这种做法在人们看来似乎是难以接受的，并且可能是有罪的，但在政治领域却是例外。这体现了马基雅维利的“国家与道德毫不相关，政治和伦理应该彼此分离”的中心观点。马基雅维利相信，政治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成功。 马基雅维利向君主或其他统治者提供了一系列策略来赢得或保住权力。他认为，要占有习惯于在自身的法律下自由生活的国家，有三种方法：其一，把它们毁灭掉；其二，亲自前往并驻扎在那里；其三，允许它们在原有的法律和制度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在这些办法中，前两种受到推崇，被认为是最保险的。他还劝告道，对被打败的君主的家族的任何幸存者都要“斩草除根”，进而保证持不同意见分子没有天然的领袖，没有团结的核心。 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君主如果需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也必须知道怎样做不道德的事情。 在谈到君主的行为时，他毫不含糊地排斥那些公认的道德。他认为：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善于深谋远虑，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邪恶行径的发生，并且可能的话，不妨保留某些使自己免于亡国的恶行；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这些恶行遭受谴责而感到不安。 马基雅维利分析的君主国的具体形式，有世袭的和新奠基缔造的两种。他认为：作为一个世袭王国的君主，只要他的所作所为不过分出格，亦即不犯天理难容的罪恶，那么他就可以为自己的臣民们所深深地拥戴。但是，对于新缔造的王国，则不是这么回事。他提出：“一是要对旧统治者的血脉斩草除根，不留隐患；二是既不要改变他们原来的法律，也不要改变他们原来的税制，若仓促废除，臣民们会难以接受。这样，在短时间内，新领地和旧疆域会很快地融为一体……若要加害于人，一定要达到使其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样就无需再去担心他的复仇之念了。，’在第八章“关于以邪恶手段获得君主权位者”中，马基雅维利提出：“恶行应该一次干完，恩惠应该一点一点地赐予。，’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较多地论述了为了长久地维持和巩固统治，君主需要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一是要重视分配给人民以利益。特别是“如果一个人是受民众的拥戴而成为君主的，他应该时刻也不能忘掉他们，并和他们保持联系……否则，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轰他下台的也是民众”。二是要进行制度革新。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君主们为了巩固地位，并使国家健全，不得不策划规定与之相应的新规章、新制度。但马基雅维利强调，在任何体制的一种国家中，要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其难’度均是要超过其他所有项目。三是要对威胁到统治的敌对势力必须坚决镇压，甚至斩草除根，要不留隐患。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武力征服新的土地后。 四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不能依赖客军和雇佣军，因为那无异于自掘坟墓。马基雅维利坚决指出，“世上最弱和最不稳定的东西，莫过于不依赖自己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权势和声誉了。”《君主论》以饱含激情的疑问结束，该书最后一章是“关于怎样解放蛮族手中的意大利”。不幸的是，过了三个半世纪，马基雅维利的这一梦想才得以实现。

《王惠岩文集》王惠岩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创建者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的“政治统治体系”、“政治总格局”等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和民主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政府论》一书内容包括破坏与建设两个方面，因而在结构上也分上下两篇，上篇是“破”，下篇是“立”。 《政府论》上篇，集中驳斥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君权神授说和王位世袭论。这种理论以菲尔麦的著作《先祖论》为代表。 罗伯特·菲尔麦（1588—1653），贵族出身，是英国封建贵族、保王派的主要代言人，曾被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授予爵位。他的代表作《先祖论》是王党将之作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理论依据。《先祖论》一书，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国王的权力是直接来自上帝的，他的王位是世袭的。具体论证是：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同时授予他统治妻子、儿女以及世上万物的权力，因此，亚当不仅是第一个家长，而且是第一个国王。 亚当这种父权和王权是代代相传，永远世袭的。 洛克在上篇中，通过对菲尔麦所依据的《圣经》的考察，证明：第一，亚当并不如菲尔麦等人所主张的那样，是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明确赐予，享有对于其子女的支配权及对整个世界的统治权。 第二，即使他享有这种权力，他的继承人也无权世袭这种权力。 第三，即使他的继承人可以世袭这种权力，但是由于没有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规定来确定在各种情况下谁是合法继承人，因而也无从确定应该由谁来掌握统治权。 第四，即使这也已被确定，但是谁是亚当的长房后嗣，早已绝对无从查考。这就使人类各种族和世界上各家族之中，没有哪一个人比别人更有理由自称是最正宗的长房后嗣，从而享有世袭的权力。 《政府论》下篇，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 其主要内容包括：（1）自然状态。人类最初是处于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的自由、平等的状态。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中起支配作用。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的执行权属于每一个人，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 这种惩罚权不是无限的，它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限度。 （2）政治社会的起源。自然状态的生活如此美好，为什么人们还要加入政治社会，受政治权力的约束呢？这是因为自然状态有三种缺陷：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制定的、稳定的、人所共知的法律，作为人们共同的是非标准和裁判他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纠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所以人们甘愿放弃各自独立行使的惩罚权，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行使。这种惩罚权力的行使也不能是随意的，而必须按照政治社会一致同意的规则，或按照他们授权的代表一致同意的规则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起源，政府和政治社会本身之所以产生的缘由，也在于此。 （3）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一个人只要使任何东西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这个东西里就已经掺进了他的劳动，即掺进了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因而这个东西就成为他的财产。换言之，劳动在自然之物上面加上一些东西，使它们就成为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劳动创造财富，货币扩大财富。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就有财产权，政府成立后的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而绝对不能侵犯它。因此，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政府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4）法治与分权。国家必须根据正式颁布过的、长期有效的法律来统治，而不能依靠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法律一经制定，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必须平等地服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与制裁。国家权力有三种：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但它对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地专断的，且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走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由于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因此立法权和执行权应该是分立的。而执行权和对外权之间虽有区别，但是两种权力却几乎总是联合在一起的。 （5）人民主权与政府解体。既然国家权力是受人民委托来实现某种目的的，那它就必然要受那个目的的限制，当这一目的显然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民手中，人们又可以重新把它授予最能保卫自己安全的人。因此，政治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当政府已经开始祸害人民，统治者的恶意已昭然若揭，或他们的企图已为大部分人民所发觉时，人民就将被迫揭竿而起，推翻他们的统治了。当立法机关被变更时，当握有最高执行权的人玩忽和放弃职责，当立法机关或君主在行动上违背他们的委托，人民的这种最高权力就能体现出来，政府就将解体。

《乌托邦》这部巨著是莫尔1516年出使荷兰期间用拉丁文撰写成的。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乌有之乡”。 在书中，莫尔借一位海外游人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来谈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由于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人们很喜欢海外奇谈式的著述，莫尔正是选择这样的手法，既避开了专制统治者的猜疑，又投世人所好，使得自己的著作能够经世不衰。 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莫尔一方面反对中世纪的禁欲观念和神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位，相信人的力量，力求满足人的情感和兴趣。另一方面，他又能高度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在《乌托邦》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他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劳苦民众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他指出了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措施。而当时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主要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可能在利益上和人民大众取得更大程度的一致。不可否认，莫尔超越了那个时代。 《乌托邦》全书分为两部分。莫尔在第一部分中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当局以严苛的刑罚对待下层群众，盗窃犯被处死的比比皆是，“有时候竟会有二十多人被同时送上绞刑架”，严酷的刑罚使得原本小偷小摸的人最终成为危险的大盗，给无辜的平民带来了灭顶之灾；贪婪的贵族和乡绅通过发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来增加他们的利润，把千千万万的人逼人悲惨绝望的境地。莫尔写道：“你们的羊，曾经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而现在却变得那么贪婪、那么凶蛮，甚至于开始吃人。”他对那些圈地者深为痛恨，将他们斥为“寄生虫”。他写道：“那些贪得无厌的剥削者，用一条栅栏把成千上万亩土地圈起来……很多佃农被迫流离失所，漂泊不定。”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乌托邦新岛形象的全面描述，莫尔将自己对人类美好国家制度的憧憬投射在他所假想的乌托邦岛上。他系统地为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乌托邦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方面，乌托邦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即除奴隶之外的全体乌托邦人当家做主。乌托邦有一套完备的官员制度，共和国的高级行政官员必须从博学多才的学者中挑选。只有由深明事理的哲学家和学者担任政府官员，才能把粗野、不文明的人民引到那种迄今优越于几乎所有凡人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社会中。乌托邦社会由自由公民和奴隶构成。乌托邦不存在律师，人人都能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在乌托邦人看来，任何公正的法律，都是简单而又明了的，越简单明了的法律就越能为广大人民所学习和掌握，而一个人人懂得法制和人人掌握法律的社会必定是安宁幸福的。 在经济方面，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按计划调节的。他们在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讲求经济效益。在乌托邦没有货币，不存在商品流通。莫尔认为，货币是万恶之源——“金钱被取消了，和金钱相关的欺骗、盗窃、抢劫、骚乱、叛乱、暗杀、变节、放毒等罪行也就不会发生了……一旦金钱废除，贫穷也就马上减少以至消失了。”人们视金钱如粪土，那些披金戴银、满身珠光宝气的人在乌托邦人的眼中，不过是些丑角罢了。 在科学文化方面，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将人们心智的发展作为目标。城市居民轮流被派往农村去学习农业，这样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体验不同的生活。在乌托邦，不论男女，都必须经常阅读，而且要作为终生的习惯保持下来。乌托邦人注重科学文化的发展，在音乐、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哲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另外，他们还很注重学习外来文化。 在社会生活方面，乌托邦人过着健康向上的生活，相互间平等、互助、融洽、友爱。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饭，这并不排除个人单独从市场买回食品，但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家庭伦理在乌托邦人观念中意义重大，每个家庭限制在16口人以内，并由父亲管理。妻子服侍丈夫，子女侍奉父母，年轻人侍奉年长者。在乌托邦，不允许一夫多妻，也不允许离婚，除非有通奸或难以忍受的反常现象发生，可以由国家解除婚约，并允许受害者另行婚配。但犯有罪行的人是永远不允许再婚的。有时已婚夫妇感到不太情投意合，如果他们互相同意离婚，可以各自另寻伴侣婚配，但这要经过元老院的批准，因为他们认为准许任意离婚可能使已婚者失去信心。在乌托邦，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并对促进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可以自由地宣扬自己的宗教。那里历来就有一项古老的制度：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但在所有乌托邦人的心目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密特拉。这个神是威力无边、奥妙无穷，是永恒的。人们称他为父，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等，都归之于他。乌托邦人尽管信仰不一，却在这点上相一致。 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很重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往。他们信奉和平友好，他们认为通过战争获得的荣誉是极不光彩的。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会回避战争。乌托邦人在固定时间参加军训，以备战时之需。但是，他们绝不轻易发动战争。他们出战仅仅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或驱逐侵入友邦的敌人，或出于怜悯某个受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是人类的同情心所激起的行为。 此外，莫尔还对乌托邦的人口、教育、城市规划、交通运输、婚嫁习俗、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政治学》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也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十分广泛，涉及了国家（城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的原因，政体的分类、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概括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贡献有以下几点：（一）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开创政治学研究之先河。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对学科进行分类，他把各门学科按照知识的不同分为理论学科、实践学科和创制学科。其中政治学就属于他所谓的实践学科。在他看来，政治学是研究至善的学科，是一切学科中最高、最权威的学科，而那些研究战术、理财术、讲演术等的学科都隶属于政治学，都是为政治学服务的学科。政治学是其他学科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或者说人天生就要过城邦生活。人的向善本性，使得人不断追求善的生活。人参加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对至善生活的追求。城邦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是生活的至善。政治学是研究城邦至善的学问。与之相对，伦理学则是研究个人至善的学问。要实现个人生活的至善离不开城邦，如果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还能生存的话，他要么是一个神祗，要么是一个野兽，总之，他很难像正常人那样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要高于伦理学，伦理学在本质上属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划分、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使政治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因此他有了“政治学奠基者”的美誉。 （二）重经验研究方法，把神学束缚下的政治学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 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注重抽象思维和神话论证不同，主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更注重经验。他毕生的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开创性的、贴近现实的研究工作上。他所收集的当时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资料，涵盖了这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试图理清各个城邦的发展历史，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最后找到它们兴衰成败的原因。 在本书第二卷中，他分析批判了柏拉图等人以及别的时期的前辈关于政体的思想，阐述了历代政体的兴衰得失，为他后来关于政治的各种精辟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他首次在政治学领域突破神学观念的束缚，坚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求国家产生的原因，第一次把匍匐在神学和哲学框架下的政治学转变为人的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先河。他在《雅典政制》以及本书中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后来的政治学者，比如声名赫赫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布丹和孟德斯鸠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提出了理想的政体模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共和制。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日益没落，社会混乱，贵族和平民、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社会动荡和混乱均起于非正义，而非正义就是不公道、不平等。在本来应该平等的公民之间如产生了不平等，必然导致不满，产生斗争。富人掌权的寡头政权，以压迫穷人为能事；而如果贫民掌权，他们也会不择手段地排挤富人。他认为，要想调和这种矛盾，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有一套适宜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这个理论就是中庸之道。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在穷人阶层和富人阶层之间起居间掣肘作用的力量，即中产阶级。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能包含较多因素的”“完善政体”，即共和政体（或称“立宪政体”、“混合政体”）。总之，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中庸则是美德的特征。”善德就在于行中庸之道，过度和不及就会导致恶行。他认为这种善恶标准也同样适用于政体。 他还指出：“凡离中庸之道（即最好的形式）愈远的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 ”理想政体之所以理想，就在于这种政体的主体一一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中庸的化身的中产阶级，能顺从理性而不走极端，能保持共和政体的“中间形式”和“中间性格”。总而言之，他的政治主张是兼容贫富，平衡“质”和“量”。既主张考虑自由出身、财富和门第，又坚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根据中庸之道，他提出“国家有调和阶级矛盾的职能和责任”的思想，即“一切政治组织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相合成”。统治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所谓专制统治，即主奴统治；另一种是以被统治者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人统治”。他赞成后一种统治而反对前一种统治。因为城邦是自由人组成的平等的、符合正义的社会组织，所以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轮番为治”。亚里士多德坚持要把中产阶级当作组建共和政体的依靠力量。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他们过着无忧无惧的平安生活，易具中庸美德，适于作贫富两级间的仲裁者。 这样，就可以减少城邦内的竞争和内讧。 （四）主张通过公民教育和培养实现城邦生活的完善与和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即本性、习惯和理性。本性毫无疑问是首要的。也就是说，他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动物。 动物主要靠自然本性生活，很少受习惯的影响，而人的生活除了受本性的影响，还要受习惯和理性的影响。习惯和理性是人所独有的。本性、习惯、理性三者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特别是当理性能够统御本性和习惯的时候，人才可以过上至善的生活。而对于最优良的城邦而言，公民的善和城邦的善是一致的。所以最优良城邦中的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来培养或培训公民的德性，使公民灵魂的这三个组成部分达到和谐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城邦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 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关注了公民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婚配、生育、儿童教育的科目设置、教育阶段的划分、如何度过闲暇生活等（他对闲暇生活的见解时至今日都耐人寻味）。在他看来，和平是战争的目的，闲暇是劳动的目的，勇敢和坚韧适用于劳作之时，智慧适用于闲暇之时，要在闲暇时培养自己的德性。优良城邦中的好公民应当既勤劳勇敢又善于追求闲暇，要在闲暇中追求那种不以实用为目的的高尚行为。而对于这些重要的道理，公民要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儿童时期就明白。 以上只是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的这本经典著述的几个方面的贡献和主张，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关于国家和政治的真知灼见远不限于此。例如，他的人的政治本质思想、政体分类思想、政体变革思想等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政治生活以及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同的读者会对他的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有志于研究政治理论或实践的人而言，回避或忽略亚里士多德以及他的《政治学》都是不明智的。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作为奴隶社会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和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他在《政治学》中表露出的思想观点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得出了赤裸裸的“有的人天生就是奴隶”这样的结论。对此，我们既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苛求前人，也不能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

《党报品牌建设研究》旗帜鲜明地提出党报品牌这一中心概念，从党报品牌定义、内涵，当前党报品牌的现状，存在问题，党报品牌建设指导思想和道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在党报品牌建设这一课题的特殊性、深刻性、系统性、实用性四个方面系统展开论述，力求有所突破。《党报品牌建设研究》材料丰富，论述充分，言之成理，颇有创意。总体来看，刻篇论文立论正确，结构严谨，论证周密，表述清晰，文献综述丰实，引用资料规范，显示了作者较强的独立科研水平。

《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为配合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宣部理论局将工程各课题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有关参考材料，汇编而成，全面反映了工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工程课题研究提供参考和服务。

《党报新论》作者的这部《党报新论》，则是有关中共党报理论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是一部以经典作家的理论和前A的研究为基础，结合自己的实践和体会，重新构建出来的一部新的新闻理论专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任务和国家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阶级斗争不再为纲，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成为全党全民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加入WTO，资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报业经营管理的市场化和大量报业集团的涌现，使党报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众多新的问题。对党报理论的研究，也必须有新的角度和新的视野。《党报新论》的“新”，就“新”在这些方面。她是从实际出发的，又是紧密地联系当前新闻工作的实际的。她的问世是党报理论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不论对新闻工作者、新闻理论工作者，还是新闻教学研究工作者说来，《党报新论》作者的这部新著，都是值得重视的。

所谓血气，就是人对何谓正确、何种东西带来尊严与荣誉的精神感受。人类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凭借血气捍卫财富与名誉的分配，但血气对正义或合法性的要求从来不能得到满足。因为这种正义要求，把人类生活的无公度方面，当作可公度的东西。因此，柏拉图和荷马都告诫人们要节制自己的血气。血气是城邦统治者进行哲学思考的基础，也反映他们的统治特征。柏拉图在《王制》中，提出了节制血气的一条新途径——通过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辑刊（2007年卷）》是一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研究探讨的论文集。全书共计30篇文章，分专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理论“热点”透视8个方面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