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本书收录作者二十余年来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古典目录学的研究，也有文献信息加工方法创新的探索，其中精粹信息和功能信息的加工为作者首创。 文集中《当代类书简论》、《类书新编，传统有续》等研究文章，较系统地论述了新类书的特点、体例、功能等问题，并对类书之体不会终结的观点进行了阐述。文集中有《图书馆工作偶拾》、《新岗位、新思考》、《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几篇文章，是作者谈图书馆工作中体会的。

中国古代文献学根植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集收录的论文主要包括古代目录学、历史藏书学和汉代文献学方法。古代目录学是关于知识的分类，历史藏书学是关于典籍的传承，而汉代文献整理的方法是中国文献学的实际源头，三者构成了古代文献学的基本内容。论文从文化的角度对古代文献学的文化意蕴进行了细致的揭示和阐释，并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对中国古代文献学的精微、成就和局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以期通过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献学和现实之间达到辩证的衔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志专以记述嘉业堂的历史。它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告诉人们，嘉业堂是如何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获得新生的，又是如何在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中积极地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的。全书图文并茂，起始时间从1910年到2007年。

《历史文献研究（第2辑）》收录了作者自1984年至2006年间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内容涉及古籍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整理等，于古典文献学多所创见，如古籍整理的路径与方法，校勘学的理论与实践，《尔雅》、《说文》、《集韵》、翁氏藏书的研究，刘向刘歆父子、孙诒让、顾廷龙、潘景郑等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等，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论文曾分别刊载在《文史》、《社会科学战线》、《文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中国图书馆学报》等权威刊物上。作者在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现经作者从百余篇论文中予以精选，汇集出版，对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文献学与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的论文24篇。文献学方面，主要包括了古籍版本研究、古籍辨伪学等方面的文章；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方面，作者对资源数字化问题、数字资源建设中的电子资源与印刷资源的平衡问题、数字时代图书馆服务的开放性与合作性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思路。

本书收入作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20余篇目录学论文，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包括目录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二是关于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的发展，涉及专科文献目录学、比较目录学、书目控制等。在技术与社会对现代目录学的巨大影响与挑战的新环境下，作者以振兴和发展中国目录学为使命，探索中国目录学的发展道路，研讨以书目情报为核心的目录学理论，开拓文献目录学，创建数字目录学，推进目录学的理论创新。本书反映了作者二十多年来对目录学发展问题、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目录学理论新领域、新思维的探索历程，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目录学从书目到书目情报的发展变化和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目录学：理论、传统与发展》收录了王新才目录学方面的论文20余篇，内容主要涉及目录学基本理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录学传统等方面。 在研究中国目录学传统时，他引入了库恩科学哲学中的范式概念。通过研究《七略》范式，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目录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一范式及其演变与概括总结。 在探讨中国目录学的产生发展演变时，他提出了目录学的演进动力这一概念。这一动力由目录学内在动力与外在文化合力构成。 他认为古典目录学注重文献整理，近代目录学重视读者，而现代目录学整合二者，是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交流的科学。围绕这一基本理论，他探讨了书目情报的结构、功能与文化意义，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能反映文献存在的效用信息。他还探讨了文献的生成、文献增长与文献接受、文献的选择性传播等问题。 可以说，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这个集子的中心。

《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是《书目答问补正》的批注本，《书目答问补正》是清末张之洞撰写的目录学名著，后来经范希曾补正，是介绍治学门径的重要工具书。王伯祥是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目录学家，极为重视《书目答问补正》，将当代学者的论述和自己的心得一一批注在此书的天头、地角和行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于同治十三年（1874）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此书共著录图书两千二百余种，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下又分小类、子目若干，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间有简明按语，指示读书门径。

《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所收之《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读书分月课程》、《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原著或为梁先生的授课笔记、或为讲义、或应《清华周刊》之邀而作，对中国文化要籍的研读分别教以方法、授以门径，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祖国文化典籍的深深眷顾及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据1936年中华书局版《饮冰室专集》之卷一百四、六十九、七十一、七十二改新式标点、横排简体，校正文字重新出版：虽有当代学者著文指出其中对个别年代及事件的表述有不够精审之处，并据后世考古发现对其中个别结论予以更正。但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对于中国文化要籍的研读，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藏书与读书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永恒命题。本书立足于中国图书文化史的学术背景，探讨了我国图书馆古籍典藏保护、明清私家藏书楼规制和藏书资源利用等问题，评介了《书林清话》、《藏书纪事诗》、《文献家通考》等名著要籍，叙述了克乃文、王重民、刘国钧、李小缘等图书馆学家和前辈学人的事迹，并对中日典籍交流史的有关主题有所涉及。适合于海内外书业人员、媒体工作者、读书爱好者和图书收藏者，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工作人员阅读，也可供高等学府有关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参考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