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IUAES） was established on August 23， 1948， when it merged， in fa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ICAES）， which was founded in 1934. The latter was the product of various Congresses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starting in　1865.The IUAES is one of the member organiz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 and also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ICPHS）. The IUAES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 Its aim is to enhance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scholars of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in a collective effort to expand human knowledge. In this way， it hopes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ociety， and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based on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The IUAES once noted a draft statement on the future of world anthropology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9）： “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areas of human interest includes such critical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s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essure for the progressive reduction of dispariti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world orde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tate， ethnic plu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institutions with the basic and derived biological and psychic drives of man.” The IUAES itself consists of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lso includes some hundreds of individual members. The research effort and involvement of the IUAES is principally arranged by its scientific commissions， of which， currently， there are twenty-seven， and each of which concentrates on some areas of anthropological interest. They included ethnic relations， aging and the aged， women， children， youth， migration， epidemiology and Aids， tourism， primatology， linguistic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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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人口散杂居现状与发展态势研究》以当代我国少数民族散、杂居人口的现状与发展态势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思考和建议为主旨。《少数民族人口散杂居现状与发展态势研究》注重问卷调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同口径数据比较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人口学理论、方法和模型，对我国少数民族散、杂居人口的现状及其民族关系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16个县乡（镇）村调查数据和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散、杂居分布变化特征为例，侧重探讨、研究了当代我国少数民族散、杂居社会化管理模式及其发展态势的走向问题。

算命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尤其是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信的人比较少了，这种迷信已经不会再像以前起着重大的作用，似乎不值得研究。但是算命在旧社会的历史已久，深入一般人的心里。算命不仅仅是算命先生的事，算命先生背后有整个旧社会作为他们的后盾，整个社会的人都是相信有命运的，不但一般人，便是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大学者，也几乎全都是信有命运的，所以信命运的思想是我国旧学术的一种概念，而算命术也是旧学术的一部分，不只是一小撮算命先生搞的鬼。信命和算命在过去社会已有至少两千余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如说解放后短短几年内便完全肃清了这种旧思想，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意识的变化落在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基础之后，如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有数十年，到现在也还相信命运。占卜命运的人，还需要有学者著书来反对这种迷信（见尼·依·梁赞采夫著《有没有命运？》中译本）。

《应用人类学：发展与文化多样性》汇集了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人类学学术研讨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前沿的成果。浓缩了由中国举办的历史上参会人数最多的这届世界大会的学术精华，展示了中国作为人类学民族学大国的国际地位，见证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2011年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登记的暂住人口的基本状况，主要包括：暂住人口分布、就业、居住处所、来自地区等情况，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暂住人口管理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也为社会各界人士分析、研究暂住人口有关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反思与重构：西方传播理论的人学解读》立足于当代新媒体发展的现实环境，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作为现代性反思的主要理论依据，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基本脉络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在对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传播研究取向差异的比较中，反思经验学派的研究局限，吸取和提炼批判理、论的有益元素，力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构建适应新媒体发展需要的新型传播范式，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来丰富和深化传播理论，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整体背景下，展现了数字时代传播理论总的发展态势。该书主要面向新闻传播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并供高校新闻与传播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者参考。

陆杰华等编著的《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报告（2011）（精）》共分为一个总报告和六个分报告。总报告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近年来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功经验以及大卫生新体制下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十二五”时期人口与健康的理念、制度、队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框架。分报告一紧密结合深圳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深圳人口结构和分布与卫生资源分配之间的有机联系，并提出人口结构变动背景下深圳公共卫生资源均衡分配与优化配置的指导思想、思路与原则、近期及远期目标。分报告二结合深圳人口变化以及发展趋势，侧重分析了深圳市人口发展对医保需求和供给的影响程度和方向，考察了深圳医保水平与社会承受力的动态关系，并为深圳市未来医保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分报告三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深圳人口健康的关键因素，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未来深圳人口健康干预策略和措施。分报告四在借鉴国外妇幼卫生政策的经验基础上，突出分析了深圳妇幼卫生政策的主要特点以及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未来深圳妇幼卫生政策的建议。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报告五主要从大健康的视角梳理了国内外代表性国家或者地区在人口与健康发展方面的实践探索分析。分报告六则从跨学科视角论证了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的指标体系框架，并提出了构建上述指标应注意的主要问题。《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报告（2011）（精）》立足权威、客观的数据，在借鉴国内外人口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应用跨学科的视角探索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从战略、长远与操作层面提出政策框架，其研究既有客观性、权威性，对其他城市人口与健康发展研究也具有借鉴性、启示性。

《求索集：陈凤贤人类学民族学文集》主要内容包括：略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种族的差异相当亚种的区别、一切种族无优劣智愚之分、种族主义的产生适应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需要、新种族主义是维持没落的殖民统治的理论支柱、血腥的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原始公社母系氏族制度的产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产生时期的智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人类种族的出现、早期氏族的技术和经济、早期母系氏族的工具和技术等。

《中国低生育水平研究》以公共政策创新为导向，重点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性别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研究所致力于跨学科、交叉性地研究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前沿领域，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前沿动态，开展重大课题研究；既进行理论研究和分析，又注重改善社会现实，建立实验区，进行社会干预和实践；强调与各级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研究所注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承担并成功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目前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研究所在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研究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探索出一条寓理论研究、政策分析和创新、社会实践、政策传播和推广于一体的，用于解决重大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新型研究范式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