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如何有效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收入和时间双重视野下的休闲需求》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我国居民休闲需求开展实证研究，探讨了休闲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休闲消费需求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进一步从收入和时间两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对休闲需求的影响，为制定刺激休闲需求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休闲需求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可令人放松身心，获得精神满足。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增强，用于满足精神需求的休闲消费支出随之增加。休闲消费需求能否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是本研究关注的首要问题。第二章依托宏观经济理论和统计核算方法，收集反映我国居民休闲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统计资料，利用协整分析、因果检验等统计方法，验证了休闲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且从长期看，二者之间将会保持稳定发展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利用休闲需求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是有效的，如何有针对性地启动休闲需求是《收入和时间双重视野下的休闲需求》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经济学中的消费需求理论揭示收入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第三章将着重分析收入对休闲需求的影响。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呈现递减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笔者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从绝对收入和持久收入两个方面分析居民休闲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并不完全符合凯恩斯的论断，高收入居民休闲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低收入居民。此外，从整个消费结构上看，虽然休闲消费所占份额比较低，但是灰色关联分析显示与其他类型消费支出相比，休闲消费与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随着收入提高，居民休闲消费的支出将会同步增加。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对刺激我国休闲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除了经济因素对休闲需求具有一定影响外，社会、人口等因素同样也影响居民的休闲需求。第四章利用北京市1657名被调查者的资料，从休闲时间配置和休闲参与两个方面，以时间为尺度，用全方位、立体化的视角研究了这些因素对休闲需求的影响。休闲时间配置模式能够反映休闲需求的现状，分配在某项休闲活动的时间多意味着对该活动的需求量大；休闲参与率也能反映居民休闲需求，对某种休闲活动需求量大必然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率，通过提高居民的参与率就可以实现刺激休闲需求的目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居民休闲需求的层次较低，五成休闲时间用于满足自我娱乐型休闲需求，而对知识型、观赏型休闲鲜有关注。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对居民休闲需求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根据不同人群对休闲需求的特征，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个性化和多样化措施刺激休闲需求。在现实中，面对有限的时间和收入，人们为了实现休闲效用最大化必须合理地配置这些资源。首先，作为理性消费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中合理配置工作和休闲时间。消费者除了要面对工作和休闲的选择外，还要在休闲时间和收入约束下，对不同类型的休闲消费品进行优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休闲需求。在效用理论的基础上，第五章研究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最优配置，以收入和替代效应为理论依据分析消费者在休闲时问和收入约束下如何配置不同类型的休闲消费品。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比时间对居民休闲需求的约束力更强。目前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工作时间的效用大于休闲时间，人们愿意放弃休闲时间换取更多的工资收入，单纯地增加休闲时间对扩大休闲需求不会产生明显效果，在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工资率及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刺激休闲需求的有效途径。关键词：休闲需求；时问配置；收入；工资率；休闲参与

由作者开创的我国本土的心理治疗技术——意象对话心理疗法，在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界传播广泛、影响很大，奠定了作者作为我国心理学领军人物的显著地位。作者积十年时间写就了这部探索人格心理学的理论专著，从心理学途径深入人性，力图由此了解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根源，这一具有哲学高度的命题决定了此书是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力求得到关于人性各侧面的知识，并以此作为线索，引导拼出一个完整的人性图像。《人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很清楚就是“人是什么”。书中对人格心理学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索。主要研究了人的不同认知形式问题、需要的层次问题、“自我”的结构问题、人格的层次问题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人的认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逻辑思维、用形象化的完形去认知，以及用领悟的方式去认知。对人类需要进行新的总结，提出人类需要可以分层次并按照原发和整合的方法分类。提出自我是认知的产物，人有三种认知就有三种自我，而人格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这些思想对心理学原有的人格思想有一定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创新性价值。全书文笔流畅，通俗易懂，适宜心理学研究者和对人文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

《人口政策与国情：中韩比较研究》内容简介：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中国人口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来，不仅影响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数以亿计的家庭，也自始至终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正在面临日益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对于人口政策的争议也成为社会的热点。在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结构的两难选择中，人口政策成为众矢之的，面临着调整与否的艰难抉择。《人口政策与国情：中韩比较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中韩两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历程及其与人口国情的互动，尤其是两国人口政策在人口转变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对人口结构问题的影响，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韩国人口政策的调整，探讨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发展方向。

费孝通教授对后辈耳提面命时，说过一句带点哲学意味的话：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费孝通说要“出故事”，不是说让我们去编些故事出来，而是要我们去研究人与文化的始终，有头有尾地去说明问题。以前做独身、同性恋的研究，多少还是些老的故事，因为这些研究在国外早有人做过；而这次的研究就是个新的故事了。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就能够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克服文化差异的壁垒，去了解与自己不同的文化群体及其行为。在这个过程中，至高无上的目标是真实。而恰恰是这一点，总是被人遗忘。

《娱乐与青少年发展》的各个章节是由不同作者的文章组成，要尽力保持全书的一致性则是编写《娱乐与青少年发展》的挑战之一。比如，作者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术语，包括青少年、青年和年轻人。你也会注意到作者们在提到那些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专业人员时也用了很多不同的名称，如青年工作者、娱乐职业人、活动领导者、项目专家等。最终，我们决定在书中保留这些不同的术语，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关于“青少年”和“职业”的术语的多样性真实反映了青少年获得支持、机会、服务和项目的各种环境。重要的是要知道这《娱乐与青少年发展》并非仅仅是关于提供青少年服务和活动项目，虽然这些是《娱乐与青少年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采取了更加广泛的视角，以休闲和娱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作为重要情境，考察如何促进青少年发展。《娱乐与青少年发展》的结构经过精心编排，而且您会发现我们尽量让每个章节之间的内容都相互关联。因此，书中一些基本观点有时会重复出现在不同的章节。我们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希望您能把各种观点联系起来，从而避免《娱乐与青少年发展》由不同作者写出的完全没有关联的文章组成。虽然大部分的读者会按顺序读完《娱乐与青少年发展》，但一些读者还是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阅读其中章节。在这里，编者提示各位读者，第一部分的内容是重要的基础，并且为帮助掌握后面各部分的细微差别提供了知识背景。

《世界人口》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涉及133个国家和地区的较为全面的历史数据；下篇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以及美国、苏联人口转变状况进行的理论分析，由此提出我国人口转变的特点与结论，即中国人口转变速度在过去已经很快，而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这一转变在今后很难继续加速。换言之，今后的中国人口控制，是在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上进行的，因此阻力会更大，困难将增多，这是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

《消解性别》继《性别麻烦》和《身体之重》之后，巴特勒的这部论文集对她自己提出的性别操演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开始将对性别的关注点从哲学话语转向现实生活与政治。她针对身体解剖学、美学以及社会与政治等领域对性与性别的各种限定和标准.提出了消解性别这一应对策略。在《消解性别》中，她考察了乱伦禁忌的意义和目的、新型亲属关系、性别跨越、双性、性别诊断和变性手术等问题，将对性别规范的批判置于人类生存与延续的框架之内。巴特勒的论述涉及近年来出现的“新性别政治”的各个方面。

《休闲的制约》能够提供给读者一个感觉，那就是在休闲制约研究里我们已经有了什么成就。我以前的同事提姆·伯顿喜欢引用一段话，这段话是讽刺哥伦布航海找寻新世界的。

“我们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真正的事实，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群体是什么样子的。”《同性恋亚文化》是目前国内研究同性恋问题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对于中国同性恋状况的调查全面、详细，认识深刻、透彻，这也使得她对同性恋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和中肯的评论。

本辑《宗教人类学》的作品尽管难免有差强人意或应景性的地方，却是编者努力贯彻“走近宗教现场”之立场的一种实践。如果说“田野现场”的文字是指向中国宗教传统的“地方”（南方的浙江）和“当下”的现场的话，“本土眼光”和“域外视野”则是在观照宗教文本现场的基础上，走出“地方”和“当下”，来反观“内在化”于我们个体及民族自身的宗教实践和日常生活。而编者借用汉文语境中的“交谈”而非“对话”，意在于强调一种互为主体间的研究自觉。至于每一组相关文字的名家“点评”，也是试图将每位著者的思考标准再行“相对化”，从而构成一个宗教研究者的交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