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社会学：基于人口行为视角的研究》一书，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了学术界丰硕的研究成果，构建起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为依据对人口行为进行系统研究。

洪都拉斯的兰卡人是著名的陶工。当地拉甘巴村庄拥有大概二百多名女性陶工，她们共同拥有本地自然资源，如黏土、沙粒、彩泥，森林和河流。这些资源公共拥有，大家都能利用。当地陶工不会阻止他人利用这些物质，没有人会修建篱笆及其他障碍物来防止人们接近河流、湖泊、森林或者陶土层。这些实用的经济原则是由整套的信仰制度来保证，这种信仰制度认为本地神灵会惩罚那些自私利用或者破坏资源的行为。兰卡人相信“地球上所有地方都有保护神或者天使”。正如我们需要对于世界以及他人权利充满敬意，“陶工为贝尼娜举行周期的酬劳大地仪式也十分重要”。同时，“她们提供酬劳给山泉和森林神灵，因为他们为制作陶器提供用水和薪材，也会提供酬劳给陶器锻造地点的神灵”（2010：48）。那些不补偿神灵的个人将无法发现必需的生产材料，更糟糕的是她们的陶器会破裂并且她们自己可能生病。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被宗教研究所吸引。我从事宗教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从事教学工作超过十五年。《宗教人类学基础（第二版）》是我多年教学科研的研究结果，其中一些主题不仅对于宗教学而且对于人类学宗教研究方面的理解都十分重要。首先是宗教差异性。世界上存在许多宗教，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差别很大。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拥有“神灵”，也不是所有宗教都将道德内容视为核心问题等。在所有宗教中，没有宗教具备“普遍性”或者“典型性”。宗教的真相是其多样性。由于人类学研究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多样性，这种观点十分自然。第二，宗教内部的多样性并非不十分明显。通常我们会将某种宗教当成单一的，具有同质性的信仰和实践体系。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任何宗教内部都存在多样性的信仰和实践以及关于它们的不同解释，这些信仰和实践广泛分布在时空领域。第三，宗教与周边文化的融合。这是人类学整体论或者文化融合论中为人熟知的原理。文化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彼此联系和互相影响的。除了简单的彼此融合，正如玛丽·道格拉斯的解释：我们发现宗教与社会文化间“协调一致”。每种社会文化都有宗教可以复制的风格、情感和精神特质，这使得文化体验、甚至“身体”体验会彼此～致并且相互对称。第四，我们称之为宗教的“模块化”。宗教不是单一的整体化事物，而是许多部分构成的复合体。这些组成部分实际上都有自己的非宗教同源体。也就是说，其中存在宗教仪式，也存在非宗教仪式；存在宗教暴力，也存在非宗教暴力。此外，不是所有宗教内部模块都一定具有“宗教性”。事实上，宗教可能整合非宗教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性别、技术及流行文化。

《甘肃姚村调查：社会网络视角下一个村落的生育变迁》以一个西北典型农村——甘肃姚村作为田野点，从三个历史跨度考察了姚村在社会变迁不同时期的生育、婚姻和家庭状况，深入了解不同历史背景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村落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最终讨论了中国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外生性”与“内生性”力量的相互交织和博弈，以及共同塑造的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

2018年4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该文件从公民权利遭受严重侵犯、系统性种族歧视加剧社会撕裂、美式民主存在严重弊端、贫富分化现象持续恶化、特定群体遭受歧视和人身侵犯、继续粗暴侵犯他国人权六个方面，通过大量事实说明，2017年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继续呈恶化趋势。该书的出版，有利于广大读者深入认识美国人权状况，明辨是非，坚定"四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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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在2014-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背景，综合分析湖北省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结构变动和城市生计状况，探讨流动人口在市民化和社会融合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为推动湖北省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全书共分为户籍制度相关问题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相关问题讨论、劳动力市场就业及收入问题讨论三篇。每篇若干章，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涵盖了对既有政策的历史回顾、施行效果评估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建议等几个方面。本书的特色包括：一是本书的考察视角比较新颖，书中一些研究主题是以往研究所没有涉及的，比如对户籍制度的量化分析，对独生子女养老和创业行为的分析等。二是本书的实证方法也有一定新意，一些前沿方法被引入论证过程中。本书同时也有一些纯论述性质的章节。本书受众广泛，主要对象是研究人口和劳动力政策的学者，对相关经济问题感兴趣的人士也可将本书作为有益参考。

原华荣著的《1980-2010：浙江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的主要内容：一是浙江人口与资源的空间（地理区、行政区、密度区）分布和影响评价，结论是，人口与资源配置差异虽大但并未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显著影响（一章）；二是人口—环境冲击量和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一、二章）；三是城市环境空气（包括雾霾和酸雨）、陆地水环境、近岸海域水环境和湿地质量演变研究，结论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而以近岸海域和湿地为严重（第三、四、五章）；四是对森林生态系统演变的分析，结论是数量扩张（覆盖率、总蓄积量）与质量退化（幼龄化、纯林化、针叶化，天然林式微等）并存，以及“休养生息”对系统良性演变的根本性（第六章）；五是“粮食进口替代战略”和粮食产—销格局地域变化对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构成威胁而必须改变（第七章）；六是新人一地关系的讨论，人口与资源一环境关联演变路径的给出和空间关联（遍历）、时序关联分析，结果是环境冲击量与废物排放量正相关，环境冲击量、废物排放量与环境质量负相关，人口与环境变化的密切关联，亦可从浙江、中国的历史中得到再现（第八章）；七是“发展安全”概念、宗旨、特征的讨论（第九章），资源安全、环境治理具体对策（一、三、四、五、六、七章），以及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保证发展安全指导思想、综合对策和保障措施（第九章）的给出。

本书研究时间的起点为1861年，而终点为1936年。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来自北部与东部的难民或人流使得1937年汉口人口急剧陡增，以及此后数年汉口的人口增减，基本上都属于“非常态”，而1936年前汉口的人口变化大体上可视为“常态”下的状态，故本书的研究时段设在1861-1936年间。本书共六章，分别探讨汉口人口规模、汉口人口结构、汉口人口增长之主要动因、汉口市政当局对外来人口的管制、外来人口对汉口城市经济发展贡献，以及汉口城市民生问题。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将注重比较研究，如与同时代中国境内的上海、南京、天津等开埠城市做比较，也将放眼现代世界体系，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个*的转运贸易中心——安特卫普（现比利时境内，汉口也是近代华中地区*的转运贸易中心）进行比较，希望对中外近代早期的城市人口城市化发展有一个大体的把握。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人类学视野译丛》批判性地梳理人类学在研究文化与心智（mind）关系时的理论立场，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ism）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他引入认知科学对相同议题截然不同的解释脉络（尤其是进化论心理学）——关注先天的、不受文化影响的个体心理，以及它如何是一种被自然选择的适应机制（selected adaptation）。Bloch指出，认知科学基于大量实验的诸多发现，尤其是对人脑的先天性模块型功能构造（innate modularity）的发现，可能会冲击人类学对于“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来自后天社会和文化形塑”的假设。但同时，Bloch也指出，人类学家也不该因此就惧怕认知科学，因为认知科学也有自己的很多缺陷，例如它往往忽视了人类历史是一种跳出了自然选择的独特发展机制，将人类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相区分。Bloch试图厘清两种学科各自的盲点和长处，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建立两种学科之间的对话。他在书的后半部分提出的一些自己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综合两种学科的视角，更完整地研究什么是human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