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丛书：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讲述了从生物学的性别角度来说，人类有男女性别之分。人类性别是社会进化产生的，是自然长期选择的结果。《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告诉你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其测量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性别比；二是出生性别比。人口研究特别关注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分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与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并十分近似地在102．0～107．0（即105．0±2）之间。关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及其变化的历史趋势，我国学者及一些外国学者利用回顾性生育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比较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一般认为，在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一段时间，除个别年份以外，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基本上正常的。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明显偏离正常值的异常升高且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我国出生性别比存在着地区、胎次差异，其表现为省区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地区差异，以及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两胎及以上不正常，胎次越高不正常程度越大。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居高不下已有20多年，成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出生性别比平衡是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口再生产与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业已并将继续给人口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目前所出现的长时间、大范围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它不利少年儿童特别是女孩的身心健康，不利于构建稳固的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建设，不利于巩固低生育水平，不利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出生性别比值域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少受人为之外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自然化指标。因此，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所表现出的基本人口过程中的人口性别结构异常，反映了两性所具有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异常，其背后内含着深刻的、复杂的因素。一般认为，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人口过程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政策等因素。出生性别比与这些因素形成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综合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男孩偏好的数千年传统文化是根本原因；现实较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基础；限制子女生育数量的人口政策又强化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趋势。特别是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更强化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它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在短时期内骤然上升、并在长时期内高位运行的直接因素。由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男女两性比例的不平衡不仅影响到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而且还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这要求对我国长时间、大范围内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努力促进出生性别比的平衡，实现人口社会的和谐发展。

《生态人类学丛书·青藏高原的草原生态与游牧文化：一个藏族牧业乡的个案研究》讲述“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当今人类学比较活跃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这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既关注人类社会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重视人类生物属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社会文化环境。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环境，或是以环境的视角诠释文化，探讨人、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赋予了这一学科独特的视野和广阔的空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个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很早以前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曾强调：“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习近平同志经常说：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哲学研究论丛·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人类个体问题研究》一书就是基于这种需要而面世的。《哲学研究论丛·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人类个体问题研究》主要阐述了：个体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本质；个体问题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原则；个体问题的基本理论（其中包括：个体主体性：自觉能动性，个体意识，个体客观性：受制约性、合规律性、重复性，个体存在，个体与个体的成功交往，个体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个体与整体的有效平衡，人类个体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市场经济与人的个性发展，个体教育，个体文化，个体道德，个体民主、自由与权利，个体需要，个体利益，个体价值，个体作用）；中西方传统个体思想（其中包括：中国传统个体思想，西方传统个体思想）；现代西方个体思想等内容。提出必须“以人为本”，重视人、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哲学研究论丛·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人类个体问题研究》对做好人的管理、服务工作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启发人的思想、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成就事业有直接现实意义。

《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教程/21世纪经济学研究生规划教材》阐述了西方人口经济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全书叙述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和当代人口经济学说，阐明了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本书介绍了几种主要的人口经济理论观点。本次修订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部分不重要的理论，同时删除了数学附录等公式、模型的推导，并相应增加教学目的、思考题等，以使本书更好地满足教学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2年）》（作者刘绍武）是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制的人口统计年报汇编资料，是一本人口信息密集的工具书。内容系统翔实，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的人口状况。自1986年起，本资料已连续公开出版发行，不仅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人口学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人口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资料。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以我国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数据源，结合有关统计年鉴，从族群人口视角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族群人口自身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以往人口与经济、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以往文献大多涉及人口与非人口因素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应用统一的人口普查指标，对数据进行了新的挖掘，应用数学软件、计算机编程等信息化手段充分表述了各族群人口的发展状况，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兼具逻辑性和可读性。

在《努尔人》中，埃文思-普里查德通过对一非洲部落政治制度的田野研究，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群体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修订译本）》是现代人类学史上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之一。《努尔人》的经典性一方面体现在其主题上，它开创了一部民族志专门讨论一个主题的先河；另一方面体现在其方法论上，它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展开结构分析。这两方面均对今后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由“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风险是过低生育率和过度的少子老龄化；低生育水平下我国人口惯性；全球化环境中的世界人口与中国的选择；对低生育率的研究与讨论；对以往若干出生漏报及生育率估计的评论等十六章构成。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调整和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大变革，中国等新兴国家加速崛起，上海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国家战略，迫切要求上海发展成为世界网路中的主要节点城市，即全球城市（globalcity），这也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崛起、争夺全球战略制高点的必然选择。《建设全球城市的人口战略重构与人口制度完善：基于上海的系列实证研究》对对上海建设全球城市过程中的人口战略制定和人口管理制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鲍大可（A.Doak Barnett）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毕生致力于中国事务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研究，为世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学术遗产。在当代中美关系发展的每一关键时刻，他所提供的对华政策建议都最终转化成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践，对中美关系的持续和健康发展产生了产生了巨大而卓有成效的推动作用。《鲍大可及其中国研究》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调查法，全面论述了鲍大可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并深入分析了他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