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认知挑战/人类学视野译丛》批判性地梳理人类学在研究文化与心智（mind）关系时的理论立场，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ism）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他引入认知科学对相同议题截然不同的解释脉络（尤其是进化论心理学）——关注先天的、不受文化影响的个体心理，以及它如何是一种被自然选择的适应机制（selected adaptation）。Bloch指出，认知科学基于大量实验的诸多发现，尤其是对人脑的先天性模块型功能构造（innate modularity）的发现，可能会冲击人类学对于“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来自后天社会和文化形塑”的假设。但同时，Bloch也指出，人类学家也不该因此就惧怕认知科学，因为认知科学也有自己的很多缺陷，例如它往往忽视了人类历史是一种跳出了自然选择的独特发展机制，将人类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相区分。Bloch试图厘清两种学科各自的盲点和长处，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建立两种学科之间的对话。他在书的后半部分提出的一些自己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综合两种学科的视角，更完整地研究什么是human nature。

《甘肃姚村调查：社会网络视角下一个村落的生育变迁》以一个西北典型农村——甘肃姚村作为田野点，从三个历史跨度考察了姚村在社会变迁不同时期的生育、婚姻和家庭状况，深入了解不同历史背景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村落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最终讨论了中国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外生性”与“内生性”力量的相互交织和博弈，以及共同塑造的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

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全书共分为户籍制度相关问题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相关问题讨论、劳动力市场就业及收入问题讨论三篇。每篇若干章，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涵盖了对既有政策的历史回顾、施行效果评估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建议等几个方面。本书的特色包括：一是本书的考察视角比较新颖，书中一些研究主题是以往研究所没有涉及的，比如对户籍制度的量化分析，对独生子女养老和创业行为的分析等。二是本书的实证方法也有一定新意，一些前沿方法被引入论证过程中。本书同时也有一些纯论述性质的章节。本书受众广泛，主要对象是研究人口和劳动力政策的学者，对相关经济问题感兴趣的人士也可将本书作为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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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叶起，中国艺术家就踏上了去法国追求艺术梦想的旅程。百年之后，法国虽然早已不是艺术世界的绝对中心，但它所拥有的历史辉煌却使得其在艺术家心中的象征地位不可撼动。昔日的法国以其文化导向和策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渴望获得创作自主和多元交流机会的艺术家，成为法国文化艺术的重要财富；而“法国文化艺术”则以一个整体的面貌持续构筑了文化资本的神话。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西方世界。鉴于“中国与西方”话题结构的由来已久，中国艺术家的海外之旅往往别有深意。他们共享“跨文化经验”，却有各自的遭遇与表达；他们的创作与学习背景有关，又不断对业已继承的创作方式进行革新。实际上，与我们对法国的想象类似，我们也在想象旅法艺术家的“必然”历程与作品“群像”。 本书以2009年作者遭遇的第*个艺术事件“里昂双年展”为入口，结合作者的田野工作，对当下旅居法国的中国艺术家进行了研究，呈现他们的生活世界、创作形态、职业境遇和身份策略，探讨其与艺术史叙事、社会文化语境、艺术场体系的关联与互动，试图以艺术家的多重实践回应既有认知框架，为反思“海外艺术家”“中国性”等问题提供可能。

《文化生产的表与里：国家、市场、社会视角下的青海土族盘绣》以土族盘绣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个案，以时间为基本线索，调查研究了从早期日本游客参观后引发的农家乐，到后期不断升温的旅游风情园和土族园等旅游产业的介入，土族盘绣逐渐成为土族文化符号的过程。采取国家、市场、社会等多位角度对民族文化变迁现象进行研究，力图超就文化论文化的单一视角，引入时空、制度、权利、社会性别等议题，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

《人口社会学：基于人口行为视角的研究》一书，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了学术界丰硕的研究成果，构建起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为依据对人口行为进行系统研究。

《“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以明清以来的广西桂林府的各种“瑶僮苗乱”以及事件影响所及的桂林周边之平乐、柳州的社会变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区域社会史研究为视角和路径，通过这些地区的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展示明清以来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

南诏、长和、天兴、义宁和大理，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治共同体，它们与当时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保持着长期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南诏大理国在其存续的大约五百年间，存留下丰富的政治遗产供后人开掘。《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在全面检索历代文献基础上，以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切入点，进而对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对李唐赵宋皇朝的国家认同论题进行全面深刻论证，对其地位和作用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简言之，本研究就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论证，并对其成就和地位做出客观评价，既做到理论创新。

洪都拉斯的兰卡人是著名的陶工。当地拉甘巴村庄拥有大概二百多名女性陶工，她们共同拥有本地自然资源，如黏土、沙粒、彩泥，森林和河流。这些资源公共拥有，大家都能利用。当地陶工不会阻止他人利用这些物质，没有人会修建篱笆及其他障碍物来防止人们接近河流、湖泊、森林或者陶土层。这些实用的经济原则是由整套的信仰制度来保证，这种信仰制度认为本地神灵会惩罚那些自私利用或者破坏资源的行为。兰卡人相信“地球上所有地方都有保护神或者天使”。正如我们需要对于世界以及他人权利充满敬意，“陶工为贝尼娜举行周期的酬劳大地仪式也十分重要”。同时，“她们提供酬劳给山泉和森林神灵，因为他们为制作陶器提供用水和薪材，也会提供酬劳给陶器锻造地点的神灵”（2010：48）。那些不补偿神灵的个人将无法发现必需的生产材料，更糟糕的是她们的陶器会破裂并且她们自己可能生病。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被宗教研究所吸引。我从事宗教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从事教学工作超过十五年。《宗教人类学基础（第二版）》是我多年教学科研的研究结果，其中一些主题不仅对于宗教学而且对于人类学宗教研究方面的理解都十分重要。首先是宗教差异性。世界上存在许多宗教，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差别很大。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拥有“神灵”，也不是所有宗教都将道德内容视为核心问题等。在所有宗教中，没有宗教具备“普遍性”或者“典型性”。宗教的真相是其多样性。由于人类学研究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多样性，这种观点十分自然。第二，宗教内部的多样性并非不十分明显。通常我们会将某种宗教当成单一的，具有同质性的信仰和实践体系。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任何宗教内部都存在多样性的信仰和实践以及关于它们的不同解释，这些信仰和实践广泛分布在时空领域。第三，宗教与周边文化的融合。这是人类学整体论或者文化融合论中为人熟知的原理。文化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彼此联系和互相影响的。除了简单的彼此融合，正如玛丽·道格拉斯的解释：我们发现宗教与社会文化间“协调一致”。每种社会文化都有宗教可以复制的风格、情感和精神特质，这使得文化体验、甚至“身体”体验会彼此～致并且相互对称。第四，我们称之为宗教的“模块化”。宗教不是单一的整体化事物，而是许多部分构成的复合体。这些组成部分实际上都有自己的非宗教同源体。也就是说，其中存在宗教仪式，也存在非宗教仪式；存在宗教暴力，也存在非宗教暴力。此外，不是所有宗教内部模块都一定具有“宗教性”。事实上，宗教可能整合非宗教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性别、技术及流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