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抽取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自然科学领域2012~2021年的198个学科文献数据，根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学科组的划分，从学科、学科组和总体三个层面将上述学科文献数据进行归类，以学科为基本单元构建人才指数，进行学科层面的文献计量分析；在学科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学科组的划分，对应汇总相应学科的人才指数，形成学科组的人才指数；进一步汇总学科组的人才指数，形成自然科学总体的人才指数。通过对这10年各年度及年度合计的统计分析，研究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学科、学科组和自然科学总体三个层面基础研究人才的年度分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为精准制定支持基础研究及其人才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参考。

本书为《“一带一路”人口与发展》系列之第二辑，延续第一辑的框架结构，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切入点，从人口学视角审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与发展现状，绘制一幅全景式“一带一路”人口版图。本书分为专题报告和国别报告两部分，全方位分析总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人口状况、特点及发展趋势，资料详实，论述严谨，是全球人口与发展领域不可多得的参阅资料。

中国的网络视频行业自2004年底开始，经过逾15年的发展，2020年的泛网络视听领域产业规模已经突破6000亿元。本文关注的民营综合视频网站种群，也已经从图文互联网时期的“点缀”，到PC互联网时期电视的“附庸”，再到一种独立的媒介类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产业链齐全、体系较为完善的媒介生态系统。依据民营综合视频网站不同发展阶段的生态要素及其关系变化，结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本文在国内首次从媒介生态角度对民营综合视频网站的发展进行了梳理，结合作者多年浸淫的产业实践，以及对行业发展历程中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决策参与者的深度访谈获得一手资料，将民营综合视频网站的发展历程分为探索期、整合期、快速成长期和发展稳定期四个阶段，并通过媒介外生态、内生态以及生态位等不同层次，将中国民营综合视频网站媒介种群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来抽离、提炼出推动其发展壮大的影响因素，为网络视听产业乃至中国的媒体融合发展提出策略支持。

每个人都需要穿制服，但每个人又似乎必须否认这一点——人们内心深处，总会存在冲突：一是追求独一无二身份的强烈冲动；二是与之相反的一种冲动，即加入大众行列，以免遭到他人的讥讽乃至羞辱。制服告诉我们要服从谁，害怕谁，除掉谁；制服也告诉我们要与谁说话，对谁视而不见；制服让我们知道应该向谁问路，找谁结账，甚至应请谁来做客。身着制服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制服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在这本书中，保罗·福塞尔以诙谐语调与敏锐洞察力，描述了各种制服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无论军人、护士、快递员或普通公司职员的制服，还是黄铜纽扣、蓝色牛仔裤、徽章、羽饰，无一不体现着人们所代表的阶层、性别和对归属感的渴望。“当有了强制的规定式样且隐含群体价值时，服饰就会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

本书是逆转人类学的代表著作。故事的主人公是法国传教士、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埃米尔·佩蒂托（1838—1916）。他属于西方最早一批人类学家，在加拿大的北极圈附近生活了近二十年，发表过大量关于原住民语言和习俗的研究作品。然而，在研究原住民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的语言和萨满仪式的影响下，他患上受迫害躁狂症，并最终导致精神分裂。本书作者深入研究了佩蒂托留下的数千页信件和回忆录，重构出这位传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的悲惨故事。他将我们带入一个扣人心弦的旅程，了解在教会政策压制和19世纪社会科学兴起的背景下，一个迷恋原住民的思想的不合逻辑，并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展现了早期人类学知识的拓展伴随着疯狂。

本书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介绍了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到谷苞、杨建新先生的中华民族理论；梳理了中华民族从自在、自觉到自为发展的历史逻辑，分析了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以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维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构等前沿知识，特别是加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内在心理路径等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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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主要是以东、中、西及东北四大板块和三大都市圈的人地协调关系、异速生长系数空间关联性、异速生长系数主要影响因素和空间分异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将异速生长理论与城市人地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相结合，通过分析城市人口和土地的异速生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规律、地域分异特征，总结出不同区域人地异速生长的一般性规律和差异化特点，最后提出发达地区、赶超地区、后进地区的城市人地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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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语是聋人的语言，手语对聋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手语和聋人社会产生的时候起，手语就对聋人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随着聋人社会的发展，手语对聋人社会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在聋校，手语作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工具之一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使聋生通过使用规范的手语来达到学习书面语言的目的，是摆在广大聋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聋教育的发展历史。18世纪中期，聋人在聋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大多采用纯手语进行教学。而到了1880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国际聋人会议上却认为手语的使用抑制了口语和语言的发展。结果是口语主义（运用口语、唇读法和残余听力，不用手势交流）占了上风，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受对聋童强调口语教学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全面交流”（或称“同步交流”）的教学方法被提出。该教学法集谈话、唇读、猜测手势、身体语言、形态语言等各种交流形式于一体，旨在发展聋人的语言能力。然而研究表明，“全面交流”法仍存在几个固有的问题：，尽管聋人的权力得到重视，但却忽视了教师的交流能力应有的变化。如很少有人强调教师要提高他们运用手语表达和接受信息的技能。第二，全面交流法中的语言能力往往被理解成运用语法规范的语言能力。这种理解忽视了聋童在交流中存在有舒适性的需要，忽略了语言的交际功能——重在意义而非形式。该教学法仍然没有走出口语教学法的困境。纵观聋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口语教学法强调的是精通单语（书面语）和辨别单文化（健听人文化），只强调健听人文化和书面语的重要性，从一个侧面否定了一些聋童应有的选择可行语言和聋文化的权力。同样的道理，纯手语教学只是将学习转换到聋文化和手语的氛围中，学生学习健听人文化的重要性和书面语言也受到阻碍。为了取得平衡和让聋童得到两种语言的、文化的熏陶，20世纪80年代，双语双文化的教学形式被提出，而且研究也表明，双语双文化并不妨碍而是提高了聋童的口语能力、读写能力、学习水平、社会学习成绩、认知功能和自我意识。双语双文化强调：，要摆脱让聋童完全适应听力社会文化类型的思想。第二，推崇双文化的自然关联性。第三，把手语看作聋人的基本语。第四，承认聋文化的存在。双语双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和进步的标志，国外已经广泛地开展起这种教育研究，并被聋人、聋教育工作者以及聋人亲属所赞同。在中国双语双文化的教学形式已经在聋校初见端倪。为实施这一教学形式，首先要考虑根据国外对双语双文化的现有理论和中国的现实，改进我国聋校现行的教学环境，建立起一种新的机制。如在聋校开设规范的手语课，研究聋人手语语法，制定适合的教学材料，彻底改变目前手语的混乱状况，让聋校师生都掌握手语，不断提高驾驭手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