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了陕西历代的人口规模、人口变动过程及其地域差异、人口迁移，以及境内人口地区分布等。

以18世纪初为分界点，我国人口的数量增长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18世纪之前，我国人口数量在起伏波动中始终没有突破性的增长，因而在很长的时期里，我国有关人口与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之间的关系一直以“地广人稀”占主导地位。但进入18世纪以后，由于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数量增长突破了以往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于18世纪初达到1亿，18世纪60年代超过2亿，18世纪90年代初增至3亿，19世纪30年代突破4亿。及至20世纪，我国人口增长更是快速，其数量先是从20世纪初估计的4.5亿人（无确切统计数字）增长到1949年底的5.4亿人。然后就以有时高些有时低些，平均每年大约递增2.1％的速度持续增长。1953年年中超过6亿，1964年年中达到7亿，1969年年末超过8亿。进入70年代，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才开始显著下降。然而，即使如此。1974年内全国人口还是超过了9亿，1981年内超过10亿，1988年内超过11亿，1995年内超过12亿，比解放初翻了一番还多。自进入18世纪之后，人口数量就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无疑，人口发展从根本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制约；但与此同时，人口发展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

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温暖的夕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钱，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韩少功潘年英以自己故乡为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侗乡农民生活的图画，它是否带有几分怀旧感？或许有些。在我看来，这位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来展示侗乡农民的文化，来观察最基本的农村社会，来思考传统习俗的保护和继承。潘年英的写作，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质，其属于中国文化边界旁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这种文学有其独到的魅力和价值。——（法）安妮.居里安我差不多到中午才回到家，这时猪早已侍弄好了，伙房里几位帮忙的屠夫正在吃泡汤，其中一位大约喝了不少酒，有些醉意了，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并叫我去跟他们吃饭。我认得出他便是我父亲过去的酒友之一，一个叫老灵的顶没出息的庄稼汉，昨天晚上我才听母亲说，他的两个刚刚长大的女儿被同村的老元拐卖到浙江了，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母亲抱怨我去了哪里这半天也不见影子，说一家人到处找我吃饭找不到。侄儿丁丁和当当报告说我去了屋背坡，母亲叨念说我每次回家都要去屋背坡转一圈，那屋背坡难道有好风景？我不理会她们，自个儿躲到客房里去。Nyo，我现在要告诉你这新房子的故事，这是我和父亲一起修起来的，说起来并没有多少年，但现在却也颇显陈旧了。那时候我还在天柱念高中，暑假回家，父亲便叫我跟他一起到遥远的“高他塘”去砍木头，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些伐木的日子。天一亮我们就出门，一直砍呀砍，砍到中午太阳当顶，二弟和母亲才为我们送来米饭，但丢下斧子我就躺倒了，明知肚子饿得厉害，却无胃口去吃饭。看着我手上肩上的那些血泡，母亲心疼得流了泪，她劝父亲不要叫我砍木头了，说我还是孩子，造孽。可父亲说：“他不做谁做？请人做不要钱？”又说：“我像他这样大的时候，比这大几十倍的木头都砍过了。”又说：“做来还不是他们坐，你怕是我坐？我坐现在这栋就够了，我是怕他们三兄弟以后打架，才来吃这份劳苦。”“坐”就是“住”的意思。在整整一个夏天里，我就这样一直跟着父亲砍木头，剥木皮，扛木回家，累得像死去一回似的，但并不抱怨，我那时有一种决心，便是立誓要当盘江地方最让人看得起的农民，因为那时我对于考大学还没有丝毫的希望，尽管我也好学，勤奋，且十分地巴望着能跳出农门，但一切都还十分缈茫，班上五十二位同学，我的综合成绩排在二十名之后，而老师说，只有进入前八名，考大学才有希望。父亲看着一身伤痕的我说：“要想过安逸日子，那就只有一条路，读书，考大学。”考上大学又怎样？我那时竞连设想也无从设想。父亲说：“考上大学，那就是国家干部了，吃皇粮，坐印子屋，不晒太阳不淋雨，像你庚爸运中一样。”“印子屋”就是“砖瓦房”。“庚爸”就是与父亲“打同庚”做结拜兄弟的朋友。运中是他的中学同学，两人关系非常要好，父亲后来因为奶奶病故而中途辍学，运中却读书出了头在凯里一家机械厂当了干部。那人有一年来过我家，我第一次在他那里看到了香皂，他管它叫“洋碱”。现在想来，那真是很遥远的事了。一年后，新房立起来了，就是我现在住着的这栋，也是三间三进的大房子，不过这次我们是修在平地里的，不再吊脚，用我们盘江地方话说，就叫“地屋”。比起吊脚的“楼屋”来，“地屋”的好处是进门不再爬楼了，楼下也少了鸡鸭猪牛等牲畜粪便的臭味，但“地屋”潮湿，痛风湿的人坐不得，现在我妈就一天到晚喊脚杆痛，就是坐地屋闹的。但在我看来，坐地屋最大的不方便是晚上“起夜”不方便，以前坐楼屋，晚上起夜就直接从窗口上往楼下拉，沙沙沙，落在竹叶上，还给竹子积肥哩；现在坐地屋，没有“楼下”了，得走出大门去茅厕，麻烦。我家新屋的屋基，原是一块菜园，是我奶奶留下的菜园。你知道的，它是这河谷中很奇怪的一个平台，背山临水，正是老屋基山背后大坡的一条余脉，据风水先生说，这屋基是青龙吃水，将来是要出大人物的。我父亲一时就喜欢了，就建了房子。而且房子刚建不久，他便迫不及待地搬进来住了，老屋呢，则空着，几年没人住，老屋的木柱开始发霉，父亲后来便把老屋卖了，据说是卖给了浙江佬，四千块钱。那时我已大学毕业留在贵阳工作。有一年回家看不到老屋，我心里很失落，我觉得父亲不应该为四千块钱就卖了老屋，当然，四千块，在八十年代中期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不用说在偏远的乡村。父亲把钱存在信用社里，他以为从此可以过幸福日子了，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年，物价连年上涨，四千块钱贬值了，四千块已不是四千块了，父亲后悔得欲哭无泪。我现在还记得新屋地基原先的样子，那时园子里有两株橘子树，橘子还未成熟，村里的孩子便来摘，我不让他们摘，我说那是我公栽的橘子你们不能摘。他们说，什么？你公栽的？你喊得应么？反革命家属！你闭上你的乌鸦嘴吧！他们快活地摘着，骂着，而我则默默呆在一旁，心痛地流着泪。后来父亲把那两株橘子树砍了，我虽然很爱吃橘子，但也觉得父亲实在砍得好。园子里一年四季都长着绿油油的青菜。印象里最多的是牛皮菜，牛皮菜放猪油炒，是我童年里最经常吃的一道菜。我放学归来，必在园子里看到母亲的身影，她总是穿着那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父母装，色彩很鲜艳，远远就能看见。看见了母亲，就看见了家，也感觉到了幸福和温馨。园子四周塞了木桩做的篱笆，防止牛羊进园糟蹋菜苗。篱笆上爬满各种青藤和牵牛花，都长得太猛，母亲每年要挖掉许多，然后让南瓜藤爬出来。南瓜叶和南瓜花都是可以吃的，用菜油炒，香得要命。南瓜花开得很大，金黄色的，很好看；花开的时候，会有蜂子飞来采蜜，蜂子飞进花蕊里，半天不出来，我们便悄悄把花瓣封了口，蜂子飞不走了，在里面嗡嗡叫，我们便拿来当一件宝贝玩具玩。但有时会不小心被蜂子蛰伤手，很痛，顿时哭得呼天号地，大人却说：活该！一边说，一边却为我们掏耳屎敷住伤口。耳屎能治蜂蛰？我对此事始终心疑。但是奇怪，敷了耳屎后的蜂蛰伤口，果然不大痛了。秋来篱笆上挂满大大小小金黄色的南瓜，奇怪那时贫下中农的子女居然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兴趣，其实他们把这些瓜都摘了去，再骂我们一声反革命家属，谅我们也不敢怎样，还不是眼巴巴看他们拿去！但他们居然不拿！后来来了知青，知青倒不客气，不管是园外的还是园内的，也无论是反革命家属还是贫下中农的，他们照单全收。还好，一视同仁，我们也少一点自卑感。……

流民问题并非当今中国社会的特产，自有“流民之母”——农民以来，特别在春秋战国时代确立了农民封建社会生产主体地位之后，就不断孕育着流民，本书对此进行了探讨。

《新人口礼赞：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回顾与展望（西藏卷）》真实地记录了“十五”时期西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进展和基本经验，全面反映“十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在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

暂缺简介...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人——刘鸿儒、徐匡迪、陈云林、王山、韩德强、乔良、时殷弘、资中筠、孙津等。本书内容叙述客观真实，可读性强。不妨一阅。

《民族人口学》是对作者数十年对民族人口学研究的总结，内容包括民族人口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研究对象与任务，研究方法，民族演变与民族人口，民族因素与人口数量变动，民族因素与生育，民族因素与健康素质，民族因素与婚姻，民族因素与性别、年龄构成，民族因素与文化因素等。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徐玉麟在全国计生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7月3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全国计生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7月3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炳礼在全国计生委主任会议上的总结讲话（2001年7月4日）等。

该书介绍了20世纪末世纪人口的统计状况和关于21世纪人口增长的预测。除了世界人口增长所引发的伦理问题，该书还谈到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大城市的发展以及人口、发展和环境三项政策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