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基于作者2011年在柬埔寨吴哥王城的田野调查而写就的民族志。受古代中国描述“诸夷”的异域志书，尤其是元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以中国人的眼光和智慧认识与理解其他文明的著述之启发，本书聚焦于吴哥王城中将古今内外各种文明因素“并接”的关键人物——佛教僧侣和被称作“阿加”的仪式专家，通过他们在家庭、社区、王国的宗教与仪式中的关系，呈现出柬埔寨人如何将这两种宗教知识传统吸纳入自身社会并形成自身的“文明”。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制度障碍，户籍制度之所以广受诟病是因为其内在的歧视性，包括歧视性公共福利供给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就业歧视、教育歧视等。《人力资本与城市经济增长：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认为，户籍制度通过收入不平等机制和人力资本筛选机制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户籍制度的歧视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形成城市政府的改革激励，从而影响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因此，探讨户籍制度歧视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有助于评估城市政府的改革激励，为改革方案的确定提供参考。《人力资本与城市经济增长：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尝试弥补既有文献的若干不足之处，构建了包含人力资本筛选机制和收入不平等机制在内的户籍歧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同时在分析过程中考虑了城市人口规模收益和拥挤效应等因素。《人力资本与城市经济增长：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理论分析部分讨论了户籍歧视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城市经济稳态增长路径的分析表明，相对于无户籍差异的情形，户籍差异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将提高均衡的城市物质资本存量和户籍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吸纳机制将提高城市总体产出水平，这成为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缓慢的经济根源。同时，理论分析也表明，歧视性的户籍政策存在由强到弱直至消失的内生变迁过程。双城市模型的讨论则表明，劳动力供给趋紧将成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背景，此时，城市竞争的存在将促进户籍歧视政策的退出，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将能够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获得城市竞争优势。《人力资本与城市经济增长：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总体的户籍歧视程度呈逐年增强的趋势，且东部地区户籍歧视程度的提高速度*快。城市户籍歧视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行政级别成正相关关系，且与地理位置高度相关。户籍歧视对省会及以上级别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显*的负面影响，且影响力度超过普通地级市的两倍。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人力资本与城市经济增长：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认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心应向东部地区转移，尤其要关注省会及以上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在城市发展中应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的人才筛选功能和福利分配功能，同时努力提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投入。

《人口思想史》叙述古今各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思想及人口政策，“诚空前巨制也”，力图通过讨论人口问题，为国家治理提供政策参考。也为当今研究人口思想方面的学者，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参考。《人口思想史》内容丰富，能较好反映各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思想情况。是一本较为专业性*强的图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15）》自编辑出版以来，得到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及有关方面的广泛好评。为适应转型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15）》在2014年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删去了缺乏新数据的表格，新增了一些贫困人口、流动人口以及收支等方面的数据，继续以16开和32开两种形式公开出版，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需要。

家庭中存在着有限的资源配置，其中基本的经济资源就是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和劳动技能或经验（即人力资本）以及数量有限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源。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确定家庭中的分工。那么在许许多多农民家庭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依然有如此多的家庭选择了让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其决策机制是什么？人口外迁对农民家庭及其行为产生的总体影响应如何评估？本书按照家庭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把农民家庭的经济活动分解为市场活动和非市场（家务）活动两个方面，并就“人口迁移对农民家庭市场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人口迁移对农民家庭内部活动和家庭关系的影响”和“外迁人口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家庭的综合影响”三个专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得到了“目前阶段务工收入给农民家庭带来的正效用大于人口外迁带来的各种负效用”，“劳动力外迁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正负效应取决于制度、环境等因素”，“提升外迁人口及其家庭的意愿达成度和公平感知度对城镇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让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同校、同班学习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家庭式迁移的推进和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对于构建和谐工作—家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等结论。

《人口迁移与县域城镇化研究》通过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迁移的现状与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人口大量朝沿海大城市集中，这对大城市形成了较大压力，带来了一些问题；小城镇建设是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规模过小的城镇也不利于发挥城镇的集约效应。因此，本研究提出理想的流动模式是发展县域经济，逐步形成县域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为实现这一理想模式，需要综合的政策引导，探索如何引导人口向县域或小城镇迁移。

在我国老龄化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为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除了降低失业率之外，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尤其有必要加强老龄人口的再就业研究。本书的研究在于揭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为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劳动经济学方面的建议。

《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徽学文库》讲述了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存在着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扩张的人文礼教环境，在人口的持续增长下，徽州的生存压力在加剧，社会矛盾在积累。为了生存和发展，徽州人口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流，形成了士——商、主——仆、小家庭——支派——大宗族、分支——本支以及小徽州——大徽州的多层次的人口结构。徽州人口分流模式缓解了资源的紧张，同时也完善了生存保障。人口分流强化了徽州社会的宗族建设和生存伦理，影响了徽州社会发展方向。保守的地方精英和宗族老人借助徽商的财力，将徽州的宗族形态发展到致极，宗族的控制力覆盖了整个徽州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宗族完善了徽州的社会管理。由于资源和人口的紧张，生存伦理成为徽州重要的意识形态。生存伦理主导下的徽州宗族与社会出现了内卷化的发展，缺乏发展和突破的动力，无法实现自我革新，最终使徽州社会难以有质的改变，并日趋没落。

书稿以区域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在理清人口与社会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基础上界定云南人口红利，重点研究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目标下挖掘云南人口红利的依据和条件；（2）人口红利的基本理论与测度方法；（3）云南人口红利的实证测度与分析；（4）云南人口红利测度结果的进一步诊断；（5）城镇化对人口红利实现的影响，以及如何实现云南特色城镇化。作者认为，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人口红利，主要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是否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之所以当前可以挖掘云南人口红利来推进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劳动力均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尤其是加有技术因素在内的劳动力素质更将作用于经济增长。二是云南经济发展滞后，需要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三是云南劳动年龄比重提升，开启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书稿对西部县域经济研究者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系列丛书是受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资助的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首都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的系列成果。城市化是人口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北京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交通等问题。本系列丛书系统研究了北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特殊的人口问题，包括城市化进程中的首都人口增长、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及资源环境、劳动就业等问题，研究城市化进程和阶段与人口问题的类型和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机制，寻求城市化进程中解决首都人口问题的具体对策。同时，分析北京人口动态变动的中长期趋势，为首都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本系列丛书将对首都大都市人口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同时对北京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