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热点问题。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台力打造了幅幅人间惨剧。不仅对全球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不仅严重地影响到国家安全，而且残酷地威胁到无意间身处其境的无辜人们的生命安全。可以说，民族宗教问题已经成为困惑当今世界的一条“剪不断理还乱”但却看不见的“无形魔咒”。不解开这个“魔咒”，人类将会陷人永不安宁的深渊。梳理当今世界那些民族宗教热点问题，解开民族宗教问题这条“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形魔咒“，关注人类的发展未来，就成为本书的主要任务。《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宗教问题》要惠顾的读者至少有五层：投资国外的企业家和商业家（帮助规避与民旅宗教问题地区的风险）；走向世界的政治家、外交家（提高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领导艺术），对世界热点充满好奇心的善良人们（需要知晓当今世界民族宗教热点问题），大学生和研究生等现代知识分子（其知识储备必须包含世界热点问题的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必须湖彗的民族宗教问题）。《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宗教问题》的作者是曹兴。

《政治人类学通论》从学科的界定、政治的生物基础、政治的演化、婚姻的政治作用、地域框架内的政治组织、宗教对社会的控制、教育的政治功能、虚拟社会的秩序等十个方面，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兼顾政治学的视角对政治人类学进行论述，各章都附有思考题及推荐阅读数目以方便教学。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利用河南甲区和安徽乙县调查数据，基于系统工程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的现状、成因与后果进行系统研究，揭示了国内中部地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目前的生存状况，从社会支持视角深入认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切入点，对制定促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融合的公共管理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基于质性调查数据，建立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框架；基于分析框架展开的大型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作用，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制度性社会融合的差序性比已婚男性更明显，得出婚姻状况和社会支持网络对农村男性的心理福利影响很显著。

一个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对“中国人”应当有怎样的认识？由吴坚和黄荣华主编的《中国人》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中国人》是复旦附中人文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分为十五篇，表层以时代发展为线，内在则以“中国人”的精神发展为纽带，选编经典理论和文学形象，展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和释家的理想人，魏晋时期“觉醒 ” 的人。儒道合流、儒道释合流的人，明代寻找真我、近代寻求真理、现代寻求“解放”、当代“走向世界”的人，传说、神话人物和侠义英雄。力图呈现“中国人”的精神历程。以期能引导学生在“识自”方面有所感悟，有所领悟，有所觉悟，明了“渊源所自”；以期能引导学生自觉地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以期对学生文化表现力的培育有深远的影响，对他们语文能力的成长有良好的助推作用。

日本，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他者。作为异文化的日本文化，它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必然也包蕴了通向世界的普遍性。 日本学，一个公认既热闹又清寂的学科。作为一门整体性研究，它涵盖了日本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军事、文学、语言等众多领域。 中国的日本学，正通过导入比较文化的视点，凭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中日文化间的差异为出发点，在对日本尽量达成客观理解的同时，也让这一他者文化成为映照我们自身的一面镜子。而西南地区的日本学，正从崇山峻岭的条条小径出发，加入到打磨镜子的队伍中来。 本书以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为中心，探讨了当前日本研究的一系列前沿问题。作为四川外语学院日本学研究所丛书第3辑，收文34篇，乃38位中日作者的共同结晶。

罗伯特·赫尔兹的代表作《死亡与右手》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是从事仪式研究和两元对立象征研究的必读参考书。《死亡与右手》是象征人类学早期的一部经典著作，它由两篇独立的论文构成。在第一篇《一项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对于集体意识来说，死亡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将死者从人类社会中排除出去，实现他从可见的生者世界向不可见的死者世界的过渡。与死者的停尸期相对应的是其在世间的亲属们的服丧期，其间，死者状态的改变对应着生者状态的改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死亡在人们的内心构成了一个既分离又整合的双重的痛苦过程。在第二篇《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一文中，作者通过对集体表象的比较研究证明，右手之优越于左手，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人类机体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右手与左手的二元对立，是原始思维中固有的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的一个特例和结果。

继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剧增之后，全球已开始被低生育率的浪潮所席卷。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也已达20年之久。这种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的人口态势已经并继续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全球化与低生育率：中国的选择》为读者理解中国生育变动和相关的政策选择提供全方位的解读。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我国低生育率形成的过程与原因，了解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的变化历程，把握长期低生育率所可能形成的困境与挑战。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低生育率大势需要政府和社会充分理解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根据变化了的人口态势，作出及时明智的政策应对和行为转变。

湖南维吾尔族世居桃源已有630多年，因其长期地处江南水乡地带，处在同西域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与汉族、回族共居的人文环境下，文化的变迁自不待言。他们讲汉语，与回族、汉族人通婚，过春节等汉族节日。但是，客观文化的变迁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世系传承、没有忘记英雄祖先的历史，更没有“融化”他们对翦氏族人的内部认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与遥远的新疆维吾尔族的主体民族的认同。如果将他们同新疆的维吾尔族对比的话，人们会发现不论在体质上还是在文化上，两者都相差甚远；如果以同一个民族具有同一的文化模式为标准来衡量的话，显然不妥。事实上，两者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的发展历程以及几百年的文化阻隔没有影响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认同。

本文认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最直接，鲁迅和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国书面文字从文言转型为白话，实质上也是一场中国人的思维转变，是思、言、文三维一致。这对于扭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接受现代思想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而由于鲁迅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文学家，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中国人思维的扭转的。所以比单一的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产生了大得多的综合效应，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响。鲁迅早期提出的“立人”的主张，实质上就是立科学思维。鲁迅终生坚持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他的《狂人日记》是试图改变中国人思维的文学起点，五四时期的杂文也坚持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阿Q正传》则是对中国人思维的形象批判，他所概括的精神胜利法正来源于外国对中国人“面子”问题的批评，他特别注意在中外比较中反省中国人的思维，深掘中国人传统思维定势形成的根源，将之归根为奴性做怪。他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提出的“悬想”说是对科学思维的全面阐释。从鲁迅的著作中可以学习到思维的艺术。但是，鲁迅也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超越鲁迅，实现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

《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基于作者对一项村落民俗——商河鼓子秧歌的田野调查，还原展示乡土村落民俗艺术的本土表述方式和民俗仪式展演的隐喻意义和逻辑意义，梳理了乡土经验遭遇外来知识的历程，观察到民俗艺术在20世纪后20年的多元复兴但很快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及大众传媒的发展而日趋边缘化的现状，呈现了在遗产保护的话语体系下，不同利益群体对文化资源的争夺，并通过个案说明了传统文化主体的虚空化，质疑了当前一些文化保护措施的有效性，探讨了实现多元文化互主性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