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民族。说古老，土家族自古以来就是西南世居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远古传说时代、巴子国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的羁縻州县时期、元明清土司时期、改土归流后时期的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说年轻，土家族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认比较晚的少数民族之一，在经过认真的民族识别调查后，直到1957年才被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至20世纪80年代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及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才*后完成。土家族在悠久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研究、保护、传承、弘扬。土家族梯玛歌就是土家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梯玛歌是土家族巫师梯玛以祭祀仪式为载体，土家语为媒介，集诗、歌、乐、舞为一体，表现开天辟地、人类繁衍、民族祭祀、民族迁徙、天文地理、宗教哲学、狩猎农耕、衣食住行等涉及历史人文和社会生活的长篇歌舞史诗。梯玛歌渊源久远，博大精深。她叙述了土家族的起源、繁衍、战争、迁徙、安居等内容，是一部珍贵的民族史诗；梯玛歌内容丰富，无所不及。她以数十万字的宏大篇幅，上到天文下到地理，人间万物、宗教哲学，大到开天辟地、征服自然，小到饮食烹调、生活起居，是一部难得的百科全书；梯玛歌文化厚重、艺术性强。她集诗、歌、乐、舞为一体，深涵文学、音乐、舞蹈、语言、民俗等多种学问。她采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形式上是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修辞上有比有兴、词汇丰富、想象奇特、形象生动、文学性强，表演时唱吟结合，有对唱有合唱，既有深沉、忧郁的古歌，也有轻盈、欢快的盘歌，有演有叙、载歌载舞，堪称土家族的文化艺术宝库。梯玛歌抑恶扬善，道德教化。她通篇散发着原始质朴的自然观和道德观，充分展现了土家族先人对自然的崇拜、呵护、珍惜和他们敢于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明辨是非、抑恶扬善的品质。她通过叙述历史、神话传说、精彩故事等方式说理论道，她在娱人娱神的法事过程中，对造就土家族忠君、报国、崇祖、合群、尊老、爱幼、敬贤、助弱的古朴民风和勤俭、质朴、耿直、刚正、重情、顺理的民族品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梯玛歌是土家族的“精神法典”，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令人欣慰的是梯玛歌已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2008年6月，经***批准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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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瑶学丛书》是国内外瑶族同胞，特别是从事瑶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丰富，一向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在编写通史的时候，曾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整理瑶族历史文化资料，进一步弄清了瑶族的族源、瑶族的形成和发展等历史问题，为编写好通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科学依据。但是，瑶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通史中只能从整体上进行叙述，通史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贯通古今，突出一个“通”字，能“通”方方面面。而瑶族支系复杂，各支系的独特传统文化受《瑶族通史》篇幅的限制，难以全面、系统地编写进去。因此，要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好瑶族各支系的历史文化以及历史上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并编纂出版，留给后人，就要通过编写《瑶学丛书》来完成。编纂出版《瑶学丛书》，主要考虑在编写《瑶族通史》的基础上，对瑶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进一步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搜集、整理，对各个学术专题开展研究，重点是对各支系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使瑶学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初步建立完整的瑶学科学体系。同时，我们还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在学术上有造诣和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年事已高，瑶学研究有待培养后继人才。因此，通过编写丛书，无论是对抢救瑶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培养瑶学研究人才，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编写好《瑶学丛书》是继承、弘扬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激励瑶族后人的需要。瑶族人口多，分布广。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瑶族人口达320多万人，其中中国瑶族人口263万余人，分布在我国南方的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6个省区的134个县（市）内，居住非常分散。那么，瑶族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分散格局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先秦开始，瑶族先民就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歧视，走上了不断迁徙的坎坷道路，受尽了人间苦难，被迫进入高山密林，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定居下来。但瑶族是一个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民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战天斗地，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保持了民族的特点和活力，发展了自己，还创造了独特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总结、弘扬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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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中国裕固族民间文学资料汇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秉承之前出版的《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和《国外裕固族研究文集》，为关心热爱裕固族文化事业的各方人士提供文献资料方面的方便。

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跨境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人民创造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但由于瑶族没有与本民族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所以，民族文化传承的渠道较少，困难较多。同时，因为瑶族多聚居在老少山边穷地区，林密山高，山路崎岖，生活贫困，加上语言交流的困难，研究成果的获得相对于其他学科更为艰难。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瑶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瑶族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对瑶族科学技术的研究相对薄弱。2002年初，当时的广西民族学院党委书记梁颖教授与广西民族学院院长何龙群教授动员我回广西民族学院工作。同年底，经当时的******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的协调，我从广西社会科学院调回广西民族学院工作。2004年，我们申报的“瑶学丛书”课题在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的帮助下，获得自治区政府资助300万元科研经费，并在广西民族学院成立瑶学研究中心。2006年5月9日，广西民族学院瑶学研究中心又被批准为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时，毛汉领教授是广西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又是瑶族高级知识分子，我作为瑶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学校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点的学科带头人，曾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感觉到他对本民族的情结还是挺重的，很想为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弘扬做点事。后来他虽然调离了广西民族大学，但因为在广西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点当硕士研究生导师，又在瑶学丛书申报了“平地瑶科技史研究”的子课题，我们之间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他从小生活在瑶族地区，对瑶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都有较深的体会，特别是对瑶族科学技术史的感受更深。正如毛教授所说，他本人是理工男，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进步、发展的作用、影响。但就当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从科技进步、科技史角度来研究瑶族的成果较少，所以他就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到瑶族地区去调查，从科技进步的视角，对瑶族的生活燃料、生产生计方式、粮食储藏加工、民族特色饮食、建筑材料等方面探索科学技术进步对瑶族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他们从事田野调查的瑶族村寨地处偏僻山乡，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团队中的年轻人都是来自城市，语言不通，亦不习惯当地瑶族村民的生活习俗，在田野调查期间，他们不仅与瑶族村民同吃同住，而且每天往返于山间小道逐家逐户地进行调查，有时还要到田间地头帮助村民做些农活，其中的困苦艰辛不在其境很难体会。没有一定的耐心、毅力和事业心，没有一定的民族感情和责任感，是没有办法完成田野调查研究的。历史上，从事瑶学研究的学者都是其他民族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瑶族的本民族学者逐渐成长，打破了瑶学研究没有瑶族学者的困境。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许多瑶族出身的领导、知识分子、群众积极参加到瑶族传统文化与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承工作中，并通过对参加瑶族传统文化与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承工作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毛教授作为瑶族高级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自觉带领一批年轻学者参加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促进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瑶族科学技术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和带动，能有更多的瑶族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参加到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中来，推进瑶学研究，薪火相承，实现民族“文化自觉”。也希望毛教授今后在瑶学研究的领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相关成果。

《越南瑶族的今昔》在总结前人对瑶族迁入越南的历史进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后，侧重介绍了20世纪以来越南瑶族的发展和现状，尤其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学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及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越南瑶族的今昔》有助于人们了解越南瑶族的问题和现状，以及越南政府的瑶族政策。

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已经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树和不少的现实案例。或者说，从“物”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的文化，已经是文化人类学学科常见的方法和长存的路径。在现代中国西南地区，行政区划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的西江村，相传自秦汉以来世代为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更是在近年的旅游开发中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民族风情”旅游胜地。在西江逐渐为人所知的过程中，苗族“银饰”作为一个重要物品，参与了旅游开发过程中整个族群形象的重新建构。旅游开发背景下，西江苗族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对自己进行“包装”以迎接“游客凝视”。苗族精英知识分子对本族群族源、族史的研究成为文化包装中的主要文化资源。英雄祖先的塑造、苦难历史的传颂，乃至饮食文化的发现（或发明）等，都成为西江苗族用来表述自身的主流话语。苗族银饰与其族群历史的关联蕴含其中。与主流话语相配合，苗族银饰在西江的存在被认为是有深厚内涵的文化现象。首先，苗族对银饰的穿戴历史既传唱于苗族古歌之中，也传抄于汉族典籍之内。其次，无论是苗家普通的日常生活，还是隆重的仪式庆典，银饰都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银饰的佩戴在西江苗族社会已然秩序化、制度化，以及身体化；作为银饰的穿戴者，西江苗族女性与银饰浑然一体的形象深入人心。西江苗族银饰的主要制作者，是世代生活于此的男性村民。除了每一个自然村都有的银匠师傅外，西江及其周边还形成了大部分男性村民靠打制银饰为生的“银匠村”，银饰锻制技艺从而成为西江苗族银匠群体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在旅游开发、遗产化等语境中，村落、世家、传承人等，*终成为持有和“标榜”民族手工技艺的文化单位。银饰的“买卖”是市场背景下一种新的文化表述方式。和银饰的穿戴者借助“物”的存在来证实古老族群的独特一样，银饰的买卖者借助“物”的存在来帮助获取现代文明的各种便利。只不过，“物”的价值和意义随场景不同而转换着，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认同也在随之变换着。苗族银饰的“穿戴者”“制作者”“买卖者”们，或分工或协作，编制、呈现了围绕银饰而存在的现代旅游情景中的苗族社会文化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文化符号的建构，物品的制作、占有、让渡等，构成了人与物之间基本的一些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其实也就等同于人如何为“人”，以及人类如何成为人类。

从2011年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至今已有7年了，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往事又浮上心头。2002年到藏区调查时在甘孜的马尼干戈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以后每次到藏区调查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这次的研究课题中也有到甘孜的德格、白玉县调查的内容，我估计会在路过海拔3000多米的甘孜县城时开始有反应。哪知2013年到德格、白玉调查时，*天才到海拔2600多米的康定县城就有轻微反应了，休息了两天，适应适应，第4天才到甘孜县城。当天晚上睡下不久就开始有反应了，到了后半夜越来越厉害，反应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料，也吓坏了和我住在一起的学生陈玉堂。他担心有危险，劝我回去。我也很犹豫，*终在天快亮时实在扛不住了，叫醒了师傅开车往回走。走了10多公里，下了罗锅梁子，公路又被泥石流冲断了，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一等就是七八个小时，路才抢修通。此时我觉得精神好多了，实在不甘心这样半途而废，下决心再回甘孜县城。回到县城又休息了两天，做足了准备。第3天一早带着4个氧气袋，边走边吸氧，一口气路过了海拔4000多米的马尼干戈和5000多米的雀儿山口，中午到了德格县城，*后顺利完成了在德格、白玉的调查。每每想起这段经历，除感谢那场泥石流外，也感慨因为自己的执着、坚持和一定程度的冒险，才没有留下遗憾。由于高原反应强烈，由此我也放弃去高海拔地区调查稻城阿西村的土陶了，由于课题中有此项目，只有委托我的研究生喻雨田去进行了两次调查，完成了《稻城阿西土陶制作技艺活态流变的动力》一文。虽然此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并做了反复修改，但没去调查，不能收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遗产的活态流变及其动力：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遗产的活态流变及其动力：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的一些章节已经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发表时均做了删减、浓缩，且没有照片。具体有：《凉山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白玉河坡藏族金属锻造技艺的文化再生产》（《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凉山彝族传统漆器手工艺的文化再生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民族传统工艺遗产的活态流变——以四川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遗产为例》（《民族研究》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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