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种语言，可以掌握一种工具。如果结合相关的文化知识来学习，不仅可以避免枯燥，还容易学得快，学得牢固。这套《中国古代文化故事》就是为已经初步掌握汉语的读者继续深入学习而编写出版的，使大家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侧面。它可以用于自学，教师也可以有选择地在课堂讲解。每册包括故事若干篇。所选古代故事，用现代口语讲述，并且加注了汉语拼音，以方便阅读。拼音按字注音，轻声不标声调，“一”和“不”标变调；不连写，不用大写。每篇之后还有故事梗概的英文介绍。这套书可以供学习汉语的外国读者使用，国内民族地区的读者也可用以学习汉语，当然也是汉族地区小学生适合的拼音读物。

本书是《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中的古汉语研究篇，介绍了当前我国古汉语研究概况，重要研究专著、论文，编排上从语法、词汇、音韵、文字四个方面分类，便于读者查看。本书适合于文字语言研究者以及文学语言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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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95-1999）》系《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和《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90-1994）的续编，共收入论文篇目约二万条，总字数约八十万字，收集了从1995年1月至1999年12月间国内九百余种载有外语研究论文的期刊、论文集和报纸上发表的英、俄、日、德、法、西班牙语等六个语种的语言研究论文篇目。

经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根据1982年英文版译出。

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①这里所谓“古书”，指的是先秦两汉典籍，“近世俗语文学”则包括唐宋以下的诗词剧曲、变文俗讲、话本小说等。作者这番话是就三十年代以前的情况而言的，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训诂学研究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雅诂旧义”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方面又对传统训诂学忽视近代而造成头重脚轻的状况深致不满。这种估价，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应该是正确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外学者的逐渐重视和共同努力，“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展，单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就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出现了一批专著。解放前后（主要是解放后），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相继问世。近年来又有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第一册）陆续出版。其中，张、蒋二书尤以搜罗宏富、训释精当而堪称力作，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第二、解放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考释近代白话语辞的单篇论文也不在少数，散见于《中国语文》等专门刊物及各大学报。第三、在这一历史阶段各类文学作品的多种注本中，对出现的语辞也往往加以考释，其中不乏精到之见。王季思《西厢记注》、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可为代表。在国外，以日本汉学界为主力，除了着手编制大量语汇索引、资料汇编等基础工作之外，也出现了一批新作，如高岛俊男《水浒传词汇词典稿》、盐见邦彦《唐诗俗语新解》等。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元曲选释》，则堪称同类注本中的白眉。从以上不完全的列举中可以看出：“赤贫如洗的状态”到今天已经大为改观。然而，由于这一历史阶段所包括的时间既长，作品又多，呈现出来的语言现象非常丰富，因此，现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仅仅是这个领域内研究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要解决的问题还多，待开垦的处女地仍有不少。在一种语言内部，语音、语法、词汇三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语法变化较慢，语音较快，词汇，主要是那些非基本词汇最快。拿汉语来说，即便是唐宋以下的一些词，也有不少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成为历史陈迹；有的还以各种形式存在于现代方言中；有的则是形式依旧而内容全非。研究这些已经消亡或使用范围已不广的词语，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对此，笔者曾在《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意义与作用》一文中谈过一些粗浅的看法，现再撮录其要点如下：第一、这是汉语史这门学科本身科学化系统化的需要。讲汉语的历史发展，当然不能抛开词汇，讲词汇的历史也不能只讲古代而忽略近代。前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而详古略近，留下了词汇研究的一段空白，理当由我们来填补。这与现代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各大方言）的词汇研究也大有关系，是自不待言的。第二、大型辞书是汉语史词汇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者，新编这类辞书质量上要超越前人旧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近代词汇的研究，取决于对这方面研究成果概括吸收得如何。日本编《大汉和辞典》》、台湾编《中文大辞典》可谓宏篇巨制，但在近代词汇的收录诠释方面并未有重大突破，商务新版《辞源》尽管作了努力，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原因即在于可供概括吸收的成果太少。第三、近代词汇研究也同继承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有密切关系。本期大量的文学、历史、哲学以至科技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口语，有的则纯粹用口语来记录。要分析和利用它首先得理解它，要真正理解它又不能不从扫除文字、词汇方面的障碍入手。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曾经慨叹读《朱子语类》之难，认为关键就在于它是语体，而此书却是治哲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乃至文学史的人不能不稍加留意的。第四、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解放以来整理出版了不少这一时期古籍的点校本或校注本，从总的看质量大大超越前人，但在校勘、断句、注释方面也往往出现失误。推究致误的原因，则大都与误解白话词语有关。由此可见，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并非出于研究者搜奇猎古的个人癖好，而是有着不应忽视的意义与价值的。

编辑推荐：本书深入研究了成都方言语法。全书例子主要采自口语。摘自书面语料的例子，其出处只列作品名或报刊名。作者和其作者的对照见书未附录。本书主要是揭示成都方言不同于普通话的规律性的东西，分析深入，观点新颖，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人明智。中国历史能为我们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使人们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迪。它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教科书。正如此，我们从浩翰的七千年历史长河中，精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比较通俗的语言编成了《注音中国历史十册》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这一套通俗读物，按历史年代的顺序编写，简明扼要地勾画了我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广大青年少了解今天的中国是怎样从前天和昨天发展过来的，从而深刻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套书能成为广大青少年的案头书，如果它能增加青少年的历史知识素养，增长历史眼光，汲取精神养料，那么，就算我们为弘扬祖国优秀遗产做了一件有益的事。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目的。

本书是著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本世纪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在1857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法国人家里。中学毕业后，于1875年至1876年在日内瓦大学读了一年，其后转学到德国，在来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那时正是新语法学派诸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教师古尔替乌斯（G.Curtius）对语言学问题辩论得最激烈的时候。他起初完全站在新语法学派一边，在奥斯脱霍夫（H. Osthoff）和雷斯琴（A. Leskien）的指导下从事历史比较语言研究工作，于1878年写出他那篇杰出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使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大为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