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取自《新闻镜》所刊载过的文章，包括：时报风雨百年、时报的原则和理念、时报风云人物和时报光辉的史页四篇。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许许多多青年朋友，他们有的已经是在某地小有名气的电视主持人了；有的则怀着美好的理想，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够登上屏幕当上一名主持人或电视记者，他们都热切地希望能获得学习的机会，接受专业训练，掌握主持节目的技艺，能早日成为大众欢迎的电视明星，面对他们急切的眼光，我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教了近40年的电视制作了，其中也教过电视节目主持人课，但是至今我还没有写出一本这方面的教科书来，我应当尽快、尽可能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否则，将辜负朋友们的期望了。但是，我想得最多的却是这么一个道理：电视是现代最强大的传播媒介，她的最基本的特性之一就是能够吸引广大的受众参与电视广播，千百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经常收看电视，并且上电视“作秀”（MAKESHOW）的机会很多。他们直接参加电视的演播、制作，为丰富、繁荣电视节目，以至为电视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在活字版印刷术出现以后，有多少人能够识文断字曾是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那么，今天，有多少人善于运用电视传媒，以自己的口语、形体语（BODY－LANGUEGE）来交流思想和信息，也是现代文明的反映。我回忆起1956年的一个初夏，当我还是一个大学新闻系学生时，在北京大学办公楼前的广场上，欢迎某国元首来访的盛大庆典上，我亲眼见到一个外国广播记者口若悬河地对着话筒作现场报道。当我国的记者正忙碌着记录、拍照、写稿、发稿时，那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记者那绘声绘色的口播报道，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中国大学生的友好和热情。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当一名出色的广播记者，到了1959年，我将从大学毕业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刚出世不久的北京电视台（即今天的中央电视台）播出来中国第一个电视广播员沈力的图像，我被深深地吸引、鼓舞了！我企盼着我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电视人”，更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出现一大批既能用笔、用镜头，又能用嘴来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后来，把我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我似乎如愿以偿了。因为，当时的学院领导曾明确提出广播学院的培训目标就是让学生“三头过硬”：笔头过硬、机头过硬、嘴头过硬。教师也必须懂得业务，1959年秋天，我被学院派遣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实习，学做一名广播记者，在武汉钢铁公司、沙市、荆州、襄樊、洪湖等地，我身背背包式录音机、手持话筒，制作了一个又一个录音报道。1961年5月底，我又被派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即今日中央电视台前身）实习，学做编辑。当年11月我根据孟启予台长的“电视编辑要走上屏幕”的建议，在当时也在社会教育部当组长的洪民生鼓励下，我自编、自写、自播，出图像主持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谈纪录片〈北京农业大跃进〉观感》的直播谈话节目。可是，当时谁也没有“主持人”这个概念。年复一年，二十二个春秋过去了，我国的专业电视主持人队伍一直没有出现。那个“三头过硬”的口号连同它的提倡者一齐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情的批判，至今仍使人心有余悸，似乎谁要提倡业务过硬，就有轻视政治的倾向。尤其是“三头过硬”之中的“嘴头过硬”更加使人觉着是一块特别危险的“禁区”，因为，笔头再过硬，写完了也总是可审、可改、可删、可毙的；机头过硬，同样也可以依靠一道道把关而做到比较保险。惟独这嘴头，都在各人头上长着，弄不好真真正正地会“祸从口出”。因此，我们虽然有像齐越、夏青这样的播读误差率小于1/5000的大师级播音员，但是除了1981年在《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等节目偶然出现主持人外，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黄一鹤导演作为“新套套”推出了相声演员马季、姜昆、喜剧演员王景愚和电影演员刘晓庆来做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在此之前，中国电视观众几乎没有听见过“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名词儿。至于新闻性节目及政治性较强的专题节目普遍启用节目主持人则大概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就这样，直到1991年3月6日人们才盼来中国首届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开拓奖”。125位广播电视优秀节目主持人获得了奖状。这次主持人评选活动实际上是前十年中国节目主持人起步、发展的总结。中国的节目主持人登上历史舞台虽然较晚，但是，其一起步，就受到学术界、理论界重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等单位的学者、专家热心地致力于节目主持人的研究，其中我的同事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陆锡初教授、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壮春雨教授已经在各自课堂上开设有关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理论课程，我本人和本系的赵淑萍老师也先后从1983年级开始，开设了“电视节目主持人”课，并且于1987年开始在电视系设立“电视主持人班”，按“艺术类”高校招生办法提前招生。在四年的学习时间里，这些学生既学习电视节目制作的全套业务基本功（包括电视编辑、采访、写作、摄影等）又学习形体、播音、镜前访谈、现场报道。事实证明我们从电视节目制作专业技能培训角度入手来培训节目主持人是科学的、成功的。我们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温迪雅、东方电视台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唐蒙、天津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主持人于宏、太原电视台新闻节目《李馨专访》的李馨、北京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员徐滔、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耿砾等，都是能编辑、能采访、能播音的节目主持人。他们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年轻主持人一起继承了80年代初出现的第一代主持人所开拓的事业，丰富、繁荣了电视屏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编导唐·休厄特在该公司总结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的成功经验时说：“《60分钟》取得了这样高的收视率，首先是采用了‘个人报告’这个概念。此前，节目编导所起的作用占90％，而《60分钟》的编导、主持人的作用是一半对一半，他们互相合作，变为一体。电视报告员，一方面必须是优秀的采访员，另方面必须是能使自己的现场采访报道引起观众强烈关心的雄辩家。当然，由于他是通过画面与观众进行交谈的，他还必须洋溢‘个人魅力’，使多数观众感到亲切。”（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1年3月16日）我想，我们确实在开始培养这样的人才，而且取得了成功。现在，该是坐下来进行总结的时候了！作为一个教师，在过去的10余年中，我根据基本的教学大纲，做了各种尝试。由于广播学院电视系招生办法一年一样，有的班级是按艺术类经过面试选拔的；有的班级却是经过普通高校统一的入学考试录取的。因此，学生素质不一样。教专业课时得用不同的方法。另外，学生来自不同地方。他们原来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对电视文化的阅历深浅不一，有的入学前已经在电视台或学校里当过多年业余主持人，他们好像是“自来熟”，拿起话筒就滔滔不绝。然而，恰恰是这些人，往往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克服起来要化力气；另外一些人，入学前根本没有在话筒前讲过话，对他们要想办法帮助克服心理障碍，学会同话筒、镜头打交道。这样，就迫使我用不同的方法来布置作业，同时要调整教学内容。现在，我利用写书的机会，进行一次认真筛选，尽可能把对学生有用、他们又很感兴趣的知识、技能和自我练习的方法整理出来。我同时还想到那些热切希望成为电视主持人的中学生们，每当我校招生前夕，我总会收到他们的许多来信，询问自己怎样才能如愿以偿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有没有适合的教材可以帮助他们？鉴于不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又碍于我作为主考教师的身份，不便直接回复，常想着要为他们写一本书来供他们做专业考试准备时参考。现在，我希望这本书能满足我们双方面的需要。对于理论界的朋友，这本书也是对你们多年来不断帮助、指正的回报。十年前，我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及“主持人的非角色表演”、“主持人的职责是出头露面组织、串连一次节目的播出”、“不是出头露面的总编”等观点，虽然曾引起热烈的讨论以致激烈的争论，我却始终坚持这些看法，而且力图从电视传媒本身特性来阐述。相信这些论点会继续得到各位的帮助、关怀。特别要说明的是本书第三、四讲由王晓红撰写，第六、十二讲由李莉撰写，第九、十讲由刘笑梅撰写。她们的智慧结晶使得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同她们合作我感到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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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章和讲话稿，大部分是从总体上或从某个方面谈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的，其中包括宣传报道的改革，经营管理的改革。有些文章虽然不是直接谈新闻改革的，但也贯穿了改革、创新、发展的观点。这些文章和讲话稿，有的比较肤浅，有的提法不一定妥贴，甚至还有错误。但这些文稿毕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新闻改革和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反映了我这样一个人对新闻改革的认识和水平，所以，我抛砖引玉，把文稿奉献给读者。这些文稿绝大多数在报刊上发表过。为—了反映当时的认识水平，文稿都保持了原样，并注明了发表的年月。

片断：播音学概论研究的内容共分四编，即本质论、创作论、风格论、发展论。第一编，本质论。力求揭示播音的性质和特征，论述其所具有的创造性、新闻性、艺术性以及反映出的创作特征。论述播音的地位、功能和作用。第二编，创作论。论述播音创作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论述播音创作手段的特征，论述播音创作的基本方法，揭示播音创作的基本规律，阐述播音创作的原则，简述播音创作的分类。第三编，风格论。论述播音风格的基本含义和特征，播音风格的构成要素，播音风格的形成原因以及人民广播播音风格的基本样式和特点。第四编，发展论。简述人民广播的发展概况，展望播音发展的趋势。探讨播音工作继承与创新、借鉴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四、方法由于播音创作活动的复杂性，由于播音学科的边缘性，使得中国播音学的研究不能不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其进行研究，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方法的确定，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确定富于指导意义的基本的方法；一个是确定针对学科特点的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同样也应是中国播音学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在中国播音学的研究中，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根据中国播音学学科特点，可以采用以下的研究方法。（一）系统的方法恩格斯指出：“我们能达到的整个自然界，组成了某个系统，组成了物体的某种共同联系，并且我们在这里把物体一词理解为一切物质现实，从星星开始到原子为止。”播音创作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不仅要考虑到第一个要素的特点，而且还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比如，当我们研究创作主体——播音员的语言表达方式时，就不能不考虑创作客体——听众或观众的收听收看习惯和规律；当我们研究电视解说词的表达规律时，就不能不考虑其画面内容和运动方式，等等。（二）全息的方法由于播音这一创作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在研究时，就必须对其进行立体的透视，把其系统内容要素的所有联系，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对其同系统外的所有关系，以及系统外要素对系统内要素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奏效。比如，当我们研究播音情感的表达时，我们就不能不把播音创作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来考虑，看看播音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生活是播音创作的源泉，生活中情感的表达规律正是播音情感表达规律之本。从全息方法考虑，还应该看到，播音情感的表达，不仅是播音员“小我”这个情感，还应该体现党的宣传员这个“大我”所应有的情感，体现出政治水平和政策分寸感。从言语活动的角度来看，还应该体现出语言表达情感所应有的线性规律，时间和过程性规律。全息的研究，就应综合、全面、发展、运动地考虑播音创作活动和所含要素的内外部各种联系。后记：记本书的写作虽告一段落，但对《播音学概论》的研究仍将继续。在探索过程中，总有新发现、新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仍将努力。在此，对培养支持我的学院领导和老师，尤其是张颂老师作序鼓励；对学院出版社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尤其是陈友军编辑、唐红梅、章振兰等同志所直接付出的辛勤劳动，一并表示衷心感谢！作者1998年5月本书前言序姚喜双同志的《播音学概论》，共四编十二章，是他在多年讲授播音导论课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研究的成果。姚喜双同志的专著《播音风格探》和《中国播音学》中的《播音导论》部分，都是他很见功力的论作，可以说，本书又是这两项研究成果的扩展和深化，具有学科的开拓性、集成性特点。《播音学概论》从理论上概括地阐释了播音学科的独立性。播音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轨迹，有人们认识她的渐进过程。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人们的认识又不是被动的，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探讨、研究，才能使认识深化，以便更接近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认识上初起的表层性和后来的偏差性，应该属于主观局限性的必然。这同尼采的“我是太阳”，同维特根斯坦的对“日常语言”的崇拜，完全是两回事。盲目的认识和主观的意志，是理论研究、特别是学科规律研究中的禁忌，它们会导致浅薄的满足和个人的膨胀，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会越来越远。《播音学概论》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达到了科学的层面。《播音学概论》把握了本学科应用理论的精义，并给予了美学理想的观照。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应用”不过是操作，似乎与“理论”、“美学”没有什么关联。对播音，这种认识更是由来已久，至今还颇有市场。我国的“重文轻语”现象，表现得相当突出，就在广播电视界，也存在着“写一篇稿件”比“播一篇稿件”高明的看法，“重写轻播”的思想十分盛行。多年来，研究“写”的理论汗牛充栋，而研究“播”的理论实在太少。有些同志对研究“播”的文论极少关心，从不涉猎，却武断地下结论：照稿子念比写稿容易。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播”的理论都会嗤之以鼻，要是再谈其中的美学理想，就更觉得是痴人说梦了。《播音学概论》对此从正面进行了论述，把基础理论和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创见，表现了很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使本书不但具有系统性而且在学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播音学概论》在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体现了学科的前沿性。播音学科的发展，是多侧面、多层次的，每年都有一批论著问世。由于她同许多相关学科都互相关联，又互相促进，所以充分了解相关学科的动态就显得重要而紧迫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美学等，都在迅速发展、充实、深化。播音学的研究不能闭目塞听，不能孤陋寡闻，在广泛认知、多点透视的有效范围中撷英取华，才可能吸收有益的观点、材料，丰富本学科的内涵，促进本学科的成长。但是这种吸收，不是貌合神离的摘引，更不是失去主体的俯就。前沿性既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提升，又是以完善本学科为目的的新的生长点的确立。在这一方面，《播音学概论》实现了继承与创新、厚积与薄发的融汇，值得一读。广播电视的有声语言，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一种社会时代的展现，其社会功能、价值体系，存在着时空运行多样态势，需要大量的艰苦探索。下个世纪，应该是竞争的世纪、美学的世纪，人文景观的壮丽风貌五彩续纷，我们不能止步，我们不会止步，播音学将以自己众多的新成果奉献给新的世纪。《播音学概论》的出版，是播音学的一个新收获。说一点感想，既表示祝贺，也表达心愿，是为序。张颂1998年5月13曰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中国的新闻事业有1200年以上的历史。受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一度滞后。本世纪以业，才开始大踏步的前进。

畅销日本及东南亚上百万册的育儿指南！所谓正确的育儿法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想在现在的日本实际推行也许难度很大。其最终，不是要教孩子做什么，如何做。而重要的是母亲首先要把目光对准育儿的根本。持有正确的育儿观，努力提高“为人之间的素质”，孜孜不倦地追求，才能使母与子都能相互感受到幸福，使孩子们都具有积极向前、乐观开朗的人生观，使人生充满爱，充满幸福，充满活力。

片断：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922年5月19日，列宁为发展无线电广播事业，电话口授给斯大林的信共两封，分别首载于1949年1月21日《真理报》、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2版第43卷收入。列宁在信中建议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试验室拨款，以加速广播电台的建设和无线电收音机的制造。列宁在信中描绘了广播电台建成后的生动情景：“我们的技术完全有可能通过无线电广播把人们的现场讲话播送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也完全有可能使用千百个收音机，使共和国内千百处远离莫斯科几百俄里、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远离几千俄里的地方收听到莫斯科的讲话、报告和讲课”列宁还在信中提出了广播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任务。他认为：“无论是就进行宣传和鼓动，特别是对没有文化的居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来说，还是就转播讲座来说，实行这个计划（指发展广播事业的计划）都是我们绝对必要的。”《介绍XNCR》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川月25日发表的介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专文。XNCR是延安台的呼号。文章说，延安台的宗旨在于使不了解人民的政党、军队和解放区情形的人士，都能知道它的主张和事业。文章提出，XNCR既然是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那么就应该大家来管理它，利用它，掌握它。文章还介绍了延安台的波长、播音时间和节目内容，希望大家《致尼·彼·哥尔布诺夫》列宁为建立广播电台给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信，写于1921年1月26日。信中把准备创办的无线电广播称为“不要纸张不要电线的报纸”。并说：“利用扩音器和收音机，整个俄罗斯可以听到莫斯科所看到的报纸”。列宁求抓紧建立广播电台，并要求每月向他报告两次工作的进行情况。全文首载于1926年4月22日《真理报》，《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2版第50卷收入。《给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列宁为加强广播电台工程建设的领导一事给邮电人民委员会瓦·萨·多夫加列夫斯基的信，写于1921年9月2日。信中强调指出，广播电台的建设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工作上拖延或怠惰就是犯罪。全文首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2版第51卷收入。多收听，多投稿，群策群力，共同办好人民广播事业。《大家办广播》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5日发表的论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办广播方针的文章。文章说，无线电广播是一个新的技术，要驾驭它，要掌握它，要使它真正为人民服务，还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大家来办，才会缩短这一过程。文章指出，大家办广播包括：1.充分地享受它；2.充分地利用它；3.建立广泛的广播网。《庆贺新年XNCR的自我介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1月1日广播稿，载延安《解放日报》1月2日。这篇广播稿介绍了延安台的波长、播音时间和节目内容，强调延安台的宗旨，在于使听众了解人民政党、人民军队和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解放区的情形，了解它的主张和事业。延安台特别希望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经常收听，多提意见，多投稿。《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编播工作的规章。1946年6月制定的《细则》，规定语言广播部的任务是“建设全国性的语言广播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报道国内外时局的动向；有计划与有系统地宣扬我军与解放区的事业和功绩；揭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统治并宣传与鼓励其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民主运动。”此外，还规定了语言广播部的具体业务为研究语言广播宣传工作、编写语言广播稿件和组织广播节目、指导播音工作。关于“编写的技术”一项中规定，“要用普通语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与响亮”。《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9月5日为纪念恢复播音一周年播出的广播稿，延安《解放日报》同一天发表。广播稿首先介绍了延安台的波长、播音时间和解放区其他广播电台转播的时间，以及一年来国内外听众反应。广播稿指出：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国际的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主张；是对于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中，是听不到的。广播稿介绍了延安台的节目设置情况，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压制言论自由、查封私营广播电台的情况，着重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多向延安台投稿，多给延安台提意见。本书前言前言1989年，北京广播学院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广播电视简明辞典》。该辞典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公开出版后，受到了广播电视系统从业人员和社会上广大视听传媒研究者、爱好者的欢迎和好评。90年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广播电视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十年前出版的《广播电视简明辞典》显然已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有鉴于此，北京广播学院于1996年春天提出了增订该辞典的任务。后经原广电部组织评审，同意列为部级科研项目予以支持。在编委会的主持下，经过有关编纂人员将近三载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今年年初基本定稿。并于6月初通过了该项科研成果的鉴定。增订后的《广播电视简明辞典》更名为《广播电视辞典》，全书收入广播电视各类专门条目2800余条，共分18个部类：“广播电视工作文献”部类的条目介绍了列宁关于无线电广播的书信以及我国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部分文件、社论、文章等。“广播电视一般词汇”、“广播电视新闻词汇”、“广播电视文艺词汇”、“广播电视教育词汇”、“广播电视广告词汇”、“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词汇”、“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词汇”、“广播电视节目栏目词汇”、“广播电视管理词汇”、“广播电视技术词汇”、“音像词汇”、“广播电视法规词汇”等12个部类的条目构成本辞典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上述12个部类中的有些词汇的类别划分只是相对而言，请读者在查阅有关条目时注意相互对照使用。考虑到知识结构的完整性，也酌量收入了部分通用的新闻、文艺、教育、广告、管理和无线电技术等方面的词汇。“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和“外国广播电视事业”部类的条目介绍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有代表性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出版单位、教育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国际组织以及广播电视评奖活动等。“中外广播电视人物”部类的条目介绍了我国广播电视系统的部分负责人、解放区广播工作者、高级记者、高级编辑、译审、播音指导、高级工程师、教授等以及外国部分著名的广播电视人物。“中外广播电视书刊”和“中外广播电视法规条例”部类的条目介绍了一批中外广播电视书刊、法令和条例。附录中收入了中外广播电视事业年表、中外广播电视事业统计资料和中国现行的部分广播电视法规条例等。本辞典所收条目和资料力求具有稳定性、知识性和科学性，有关统计材料一般截至1998年。在主编和副主编的主持下本辞典编委会成员分工组织各部类条目的编写审定工作。应邀审阅部分条目释文的有赵建华、常振铮、王健儒、武志戎、刘晖、王录、王亚平、陈宇锴、吕坚慧、宋宜纯、丁海宴等同志，参加本辞典编制索引及有关工作的还有姜鹏、黄锐以及北京广播学院科研处的有关同志。在编纂本辞典的过程中，我们曾参考了业已出版的新闻、文艺、管理和无线电等专业辞典中有关条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有关单位的许多同志对本辞典的编纂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并提供了有关资料。对此，编委会谨致以诚挚的感谢。广播电视事业是新兴的大众传播事业，广播电视学是一门正在建设中的新学科，编纂一部科学的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在我国还是一项带有尝试性的工作。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已感到本辞典在体例确定、部类划分、条目设置、释文撰写、资料选编等方面可能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希望广播电视系统内外的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我们将根据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今后每隔十年左右再行修订一次。本辞典是在原《广播电视简明辞典》基础上增补而成，为对原辞典的参与者的劳动表示尊重，特将原辞典编委会成员及撰稿人名单一并列入本辞典卷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的负责人及有关同志为使本辞典顺利出版，作为北京广播学院成立45周年的献礼，尽了多方面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编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广播电视辞典》编委会1999年7月

本书目录简介：1、杜亚泉君传；2、杜亚泉先生诔辞；3、书杜亚泉先生遗事；4、追悼杜亚泉先生；5、忆杜亚泉先生等。

内容提要本书是刘炘同志继《电视意识论》之后，专门论述中国电视文化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以转型期中国电视的文化选择为切入点，对转型期中国电视的文化实践轨迹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透视，鲜明、独到地提出了中国电视媒体及其电视人的长期、自觉的文化选择，是电视发展变迁的动力；电视的文化选择其实质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电视文化选择带来多种文化冲突，即价值冲突，正确的价值导向是协调冲突的正确选择；通过电视文化重构实现电视文化选择，文化选择就是价值重构和价值定位；电视文化在价值冲突与融合中才能实现重构；重构中的电视文化的态势和走向；中国电视文化多元价值选择将长期存在；重构新型的电视文化体系及其目标要求和原则方法；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电视终极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导向等。对这些涉及中国当代电视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严谨、通俗并富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论述。本书是我国电视理论界第一部以文化选择为视点，全面审视电视文化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学术著作。立论新颖，涵盖面广，信息量大，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