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广播电视的文艺传播活动是广播电视整个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文艺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也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这都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地总结、提炼与升华。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中国广播电视学学科系统的研究领域，而且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与把握这方面的内在规律，以期推动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传播实践。

A01#B02#新闻精品战略的提出，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闻界提出的最具魄力的口号之一，也是最具实际价值与意义的重大举措之一。纵观中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任何一次新闻传播的变革与发展，任何一个新闻传播理念的提出与形成，都是与当时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所密切相关的。正当世界处于世纪之交，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时，每日每时产生的新事物、新现象、新矛盾、新问题等层出不穷，无可计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作为一个特殊商品，也必然参与市场竞争。随着新闻市场的成熟，可以说，新闻市场也已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市场呼唤品质优良的新闻作品。任何不想无为而治的新闻媒体都应当在剧烈的竞争中展示才华，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新闻精品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就自然而然地摆上议事日程，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受众是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受众。而中国广大受众，过去曾几度接触的是较多的假、大、空、泛的新闻报道，他们企盼真实而优秀的新闻作品问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实施新闻精品战略，是时代的需要，是新闻竞争的需要，是广大受众的呼唤，是中国新闻业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面临的一个意义重大的紧迫课题。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句话：“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既是对包括新闻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战线的要求，也可视为实施新闻精品战略吹响的号角。所谓精品，原本是一个商业名词，意指高品质的商品。所谓新闻精品，意即高质量、高水准的新闻作品，也就是俗称的好新闻，包括好消息、好通讯、好言论、好版面、好栏目、好专题、好图片、好广告作品、好公关案例等。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的著名四句话，完全可以视作新闻精品的一个衡量尺度。联系新闻实际，新闻精品具体的评判标准主要有——政治性。判断一则新闻作品是否属于精品，首先应当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视政治性为新闻精品的首要价值标准，这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历来在新闻价值观上的明显区别。新闻精品必须具有震动人心、能在某种程度及较大范围产生重大影响的特质，必须能够引导形成正确的舆论，为人们排难解惑，树帜引路。这是因为，新闻工作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性较强的工作，正如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所说：“新闻工作者不是单纯的‘写稿匠’，他应该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态度去认识事物，并从中掘取能够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珍宝’。”可以说，新闻作品若是所含政治性因素较弱或不含政治性，就难以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更无冲击力和震撼力可言，也就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新闻精品。当然，真理有时过了头也可能成为谬误，盲目追求政治上的所谓高度，任意添加或拔高，一味追求高、大、全，使新闻脱离客观实际;或是对一些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敏感问题以及处于探索阶段的问题，不慎重对待，盲目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这都可能会成为新闻精品的制约因素，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显著性。许多专家、学者指出，新闻精品必须具有权威性和感召力，笔者十分赞同。新闻精品中涉及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必须具有引人注目、非同寻常的特质。人物和事件要避免雷同，要张扬其鲜明的个性和特点，要尽量做到此人、此物区别于彼人、彼物。顾名思义，精品侧重一个“精”字，而这个“精”字则主要体现在对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选择的精心程度上。这些年来，中国新闻媒体先后推出的孔繁森、徐虎、钟南山、杨利伟等人物和1998年抗洪救灾、衡阳火灾消防官兵等事迹报道，影响力、感召力就非常巨大，其中的成功则首先体现在对人和事的精心选择上，他（它）们都具有显著性。必读性。以往谈及新闻报道如何赢得受众时，往往总要提到可读性、通俗性等因素，这固然是保证新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新闻竞争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仅是新闻报道的一般性要求。新闻精品仅含有这些因素是远远不够的，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把可读性、通俗性等追求提升到必读性，即受众接触这则新闻后，不看、不听不行，欲罢不能。这就要求新闻报道反映的是老百姓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你报道了他关心的事，反映了他的意愿，令他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共振，感到撩人心怀，因而就不得不看，不得不听。我与复旦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学的资深编辑顾潜先生在策划这套系列丛书时，我们从一开始拟定的编辑方针就是：不仅大学生喜欢，新闻爱好者喜欢，广大一线新闻传播从业人员也喜欢，力争成为他们采写新闻的一个好的范本，或使他们的新闻采访写作从理念和业务上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是因为，我们所选的人物和作品都具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典型意义，我们所作的评析都是详尽且注重理论梳理，我们的体例和范式都是新颖而别具一格的。本丛书的各分卷主编均为各新闻传播院系的院级领导、系主任或教授，他们以精深的学术造诣和治学功底，为丛书精心打 造，使其总体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高若海教授、社长贺圣遂教授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顾潜教授眼光深邃，以他积数十年的编辑经验，充分认定这套丛书的价值和广泛的读者群，并为其策划、组编、顺利出版付出心血。在此，我以全体作者的名义向出版社的专家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那只半夜怪叫的鸡蒋蓝近来，有人在网上反思《半夜鸡叫》的可行性和阶级性，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显然，‘半夜鸡叫’违背生活常识。它对当时口口声声提倡文艺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圣经》来了个地道的‘黑色幽默’。而且不无荒唐的是，中国有那么多明白人，为啥就没听说有人对其提出质疑？”既然问题已经提到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程度，我们似乎就应该对这部著名小说来一番重新打量了。《半夜鸡叫》出自高玉宝的于1955年出版的小说《高玉宝》第九章。此书在国内外有20几种文字出版，仅汉文出版的《高玉宝》印数已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作者开创了自己的名字与书名合二为一的先河，这在国外也是十分罕见的，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体现了由“文盲成长为著名作家”的苦心孤诣。我不想讨论这部书的阶级性以及文学性，作者激烈的漫画式的文笔在那个年代是有权扭曲人物形象的，符合那时的写作游戏规则。我感兴趣的是周扒皮以及老婆这两个人物。周扒皮本名周春富，但他老婆一直没有在小说里正式出场过，即使是周扒皮惨遭痛打、又误中日本鬼子两枪后，大小便失禁，服侍他的一直是儿媳大烟囱。在周扒皮的言谈里，只有一处提到自己的老婆，“都是你妈惯坏的……”这个神秘的女角估计已经过世，要不然就是一个坚守妇道的旧式妇女，无法在高玉宝的视野里出现。但高玉宝一度身兼猪倌和倒尿桶的双重任务，不跟地主婆见面是说不过去的，结论只是第一种，即周扒皮是个鳏夫。至于地主婆的死因，大快人心的推论是：两个吝啬鬼相互克扣，有一个终于体力不支，退出了扒皮比赛。正如《泼留希金》所指出的鳏夫通病：“泼留希金就像一切鳏夫一样，急躁，吝啬，猜疑了起来。”周扒皮吝啬到什么程度？在本书第十章里有粗略描绘，指周扒皮身受重伤之后，延请医生治病，医生见其付款迟缓、充满怀疑，就喊出了50万的费用，出诊费等另计。周扒皮遭受枪伤和蚀财的巨创，眼看是难以康复的了。悭吝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一个人年轻时代的品行，在极其坚韧的发财个性支配下，步入老年时只会变本加厉。中国人常常称赞吝啬为“会过日子”，孔夫子曾告诫老年人“戒之在得”，看来人越老越贪婪、越吝啬，处在下坡路上的欲望之车，在惯性和动力双重作用下只会越来越快。有意思的是，周扒皮“半夜鸡叫”的惊人之举，他首先必须克服来自传统伦理的巨大心理压力。雄鸡一般在四更天叫第一遍，四五更之间叫第二遍，破晓前叫第三遍，所以民间有“鸡叫三遍天将亮”的说法。但雄鸡如果半夜打鸣，会被看做是“不吉利”的征兆。周地主对时间苦苦思索之后的灵感在突破天命伦理的防线后，他还要突破自然的节律。节约金钱不如节约时间，时间不是金钱，时间的价值是至上的。他自然起得比长工们更早，并且还要施展口技功夫，不但要扰乱长工们的时间概念，还要让鸡窝里的雄鸡混淆视听，跟着他整齐的报晓。“鸡叫”成为了认识时间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基点，而对这一基点的重新命名无关宏旨，比如把凌晨5点当成凌晨3点，在人们根本缺乏时间概念的环境里，重新命名的时间（鸡叫）就成为了一盏上帝的明灯，在它的照耀下，命名者的个人价值正在希望的田野上紧张地铺张扬厉。这种打破生物节奏的初衷，让我想起了国外流行的时间管理学。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事情，获得有限时间内的最大财富，是管理大师们拼命思索的难题。就目前的前后四代时间管理学看来，周扒皮使用的是第三代管理学：简单点说，即“通过每天的规划与安排优先顺序，实现人定胜天的理想价值。”用鸡叫来勾销时间的从容不迫，删除梦想的权利，跟现在使用闹钟等计时装置催促人们赶在“时间前面”一样，目的是一致的。可以说，周扒皮无师自通地成为了时间管理学的实践者。在吝啬鬼、守财奴的拥挤画廊里，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和果戈里笔下的泼留希金，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和吴敬梓塑造的严贡生，无不体现了他们对金钱的贪婪以及对别人和自己和家人的吝啬，但几乎没有像周扒皮那样偷窃时间上瘾的形象。我想，凭借这一描绘，周扒皮就进入了这一永恒的画廊。这大概是著名作家高玉宝没有想到的吧。而更奇怪的还在于，现在从事酷吏般管理的老板往往理直气壮，他们像金鱼一样呆在四周全是玻璃的房子里，俯视员工的一举一动，连上厕所也规定了具体时间，超出规定里面就自动停水停电。按照高玉宝的小说，周扒皮学完鸡叫是要回家睡觉的，这些置身“渔缸”的老板无处可睡，翻着死鱼眼睛，只能拿给员工观赏了。据报道，高玉宝又写了几十万字的《高玉宝》续集，准备出版。我倒是建议他应该续写周地主《半夜鸡叫》的高潮：周地主昏昏懵懵往鸡笼走，正在做深呼吸，猛听见一阵鸡叫，被吓了个半死。原来他温柔敦厚的老婆不甘心失败，来个比学赶帮朝，决心把时间的命名权抢夺回来……至于两个吝啬鬼开夫妻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想，商场上很多类似的结论，人们是眼知肚明的。2001年8月29日病中

本书是关于编辑工作的文集，从改革时期媒体定位的角度讨论了“高度决定影响力”问题，并探讨华南主流政经大报的目标、创新等内容。

本书论证隐性采访的必要性，合理性，梳理了隐性采访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尤其是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总结了隐性采访的技巧。希望本书为但能成为在校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初出茅庐的记者的必备读物，也成为已久经采记现场的老记们的案头节，因为，本书会把你的隐性采访引向成功。顾理平，1963年5月1日生于江苏江阴，现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忆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任学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曾任江苏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主编等织。 行后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新闻法学》、《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社会新闻采写艺术》等专著6部。有十余年的新闻采访和写作经历，发表新闻作品，影视评论、散文等各类作品一千余篇，获全国及省市新闻奖，征文奖等百余次。本书从隐性采访的发展进程入手，从大众文化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多维视角，分析隐性采访的流行原因及利弊得失，尤其重点探讨了由隐性采访引发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发人深思，该书还认真的探讨了隐性采访涉及地点、事件、人物以及与公民隐私权的关系等敏感而又重要的现实问题，提出了颇有新意识的说服力的观点，对新闻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作者在分析相关法律问题时特别注重对法律条文的科学适用，使全书？趵砬逦呒厦埽诜治鲂挛畔窒蠛鸵圆煞玫氖凳┦保植皇庇兄腔鄣挠镅院途实拿盥凵料郑晾雌挠幸馕叮髡咴谛醋魇奔茸⒅匮Ю硖教郑种厥邮道治觯贡臼槔砺凵疃群拖质嫡攵孕圆⒅兀嘈呕崾艿叫挛叛В桌硌А⒎ㄑУ攘煊虻难芯空呒靶挛殴ぷ髡叩幕队？

出版活动具有两个基本属性：意识形态性和产业性。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十分重视出版的意识形态性，而对它的产业性认识不够。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出版活动的产业属性越来越凸现出来，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社会，出版活动与中经济活动，出版物也是商品，出版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出版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更为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纸设计在古老的报业中正在成为新潮流，即便是一些多年来设计精良的著名报纸也在进行重新设计。2002年4月9日，欧美传统报纸的最后一个“堡垒”——《华尔街日报》也改变了过去60年坚持不变的面孔，不仅调整了版式，还在头版使用了色彩。报纸之所以纷纷进行重新设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目前正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来自互联网以及电视、广播、杂志和多媒体等其他传播媒介；第二个来自报亚内部；第三个来自日益变化的读者市场。因此，报纸的重新设计，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换个面孔，而是寻找探求创新之路，这涉及报业自身在21世纪的生存和发展。

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地评述了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时间跨度达100余年，涉及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多种传播媒体，脉络清晰，观点正确，材料丰富。在历史分期、重要事件和重要媒体的评价等方面，作者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的问世，为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从业者提供了一册可靠的案头参考书，为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爱好者提供了一册生动的读物，也为我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一项新成果。但愿它能够引起连锁反应，更期待对外传播（或称“国际传播”）这门内涵丰富的独立学科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在把握世界各国传媒应对入世的基本态势的基础上，从分析世贸规则特别是服务贸易总协定所确定的若干原则入手，深入剖析加入世贸对我国新闻传播业的现实影响和远期影响，对提高信息量和进行舆论监督等重要的新闻业务问题进行对策研究，并就解决新闻体制领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索。

本书扼要地概括了新闻采访的前提条件和新闻记者采访的基本要求，全面详细地分析介绍了新闻采访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技巧。包括寻找新闻线索，选择采访对象，赢得采访机会，做好采访准备，采访提问，对面面采访，视觉采访，网络采访等。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