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对监察调查权、侦查权、检察权进行了比较，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监察调查权的发展，然后根据《监察法》的规定，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监察调查权的行使主体、权力范围、适用对象、应用范围；后从未来的角度论述了监察调查权的发展完善。

本书基于中西方文化语言学理论，阐述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在跨文化视域下，指出汉语不同于其它语言的人文性特征和民族文化特色。与此同时，行文条分缕析，专题阐释，针对汉语的称谓汉语数字词、汉字色彩词、汉语植物词、汉语动物词、汉语问候语、汉语的成语、汉语的建筑、汉语的音乐、汉语的诗歌、汉语的茶艺、汉语的饮食、汉语的法律词汇等专题，系统梳理其间呈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力和文化他信力。

“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本书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 “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年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入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 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容更为生动、丰满。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大公报》史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本书聚焦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中新闻视听的移动社会化传播变革实践，把握守正创新的原则，厘清“变”与“不变”的总体规律和创新要义。把视听传播置于移动互联网这一技术创新语境下，融入我国媒体融合战略背景，在中国媒体实践中探讨视听传播的创新变革。本书在理论批判、实证分析、个案研究、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成果，为我国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增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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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我国出版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发展现状、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出发， 阐述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 推进出版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手段、改革主体、发展新动能、政府的主导作用等， 为我国出版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探索研究的方向。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物质文化层面每一次技术突破与革新，都对出版发展带来巨大变化。进入新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更是对出版业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壮大数字出版产业宏观部署的引领下，深入开展数字时代出版面临的巨大挑战和现实机遇研究、数字出版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技术与出版互联互通多向链接研究，尤其是注重以出版内容为精神内核的“知识数据”与以数字技术为物质核心的“信息网络”关联深度融合研究，不仅是当下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更是出版界应当持续关注深入研究的重点。 本书以传统出版企业推进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研究的立足点，梳理关联出版融合的重要要素，分析当下我国出版融合发展现状，通过观照国内外领先独体社和出版集团进行数字出版的实践探索，以个案出发探究行业趋势，由单体实践归集共性因素， 从主体性深度融合理念建构、生产重塑优质高端数字内容、加快技术革新应用、做强做优平台出版、优化数据要素价值、大力推动融合传播、改革组织管理机制及加强全媒体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入思考系统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 书稿分为四章，依次为：出版融合重要关联因素研究分析，我国出版融合发展的基本态势，出版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分析，出版融合的进路。由此，本书的研究出版将对提升出版行业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对策。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舆论治理体系的关键力量，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在服务改革发展大局、营造明晰的舆论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书以历史经验为立足点，通过对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理念嬗变的梳理和实践探索的研究，聚焦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历史沿革、现实图景、社会职能、完善路径和效果评估五个方面，尝试为新时代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提出建议，以期限度地激发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当今世界，伴随着高歌猛进的技术迭代与社会连接，数字、人文与传播的交相辉映愈来愈显现出“越是技术的，也越是人文的”这一时代总体特征。技术化社会让我们越来越接近自然的本质，然而自然的面纱却始终摇曳生姿、模糊不清地漂浮在人们的认识中，也就是说，技术可以自然化，但自然永远不可能技术化。将技术作为工具的研究思路往往会让人以及社会向着物化与异化的方向发展，也正是技术工具论所导致的种种生存危机，揭示了技术终将与人类存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命运。数字、人文与传播彰显出交谈、共情以及交往共同体的日常生活化，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传播映射出人们对世界、他者以及自我的差异性的认知与理解，也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重现日常生活体现出生活的日常永久性，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源泉活水。《重现日常生活：数字、人文与传播》共收录19篇文章，设置为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传播史观与媒介研究、生命传播、国际传播、传播理论与专题研究等栏目，尝试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探求个体、组织与社会在数智时代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互联网虽具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属性，但本质属性是传播主体极端多元的群体聚集性传播。速聚速散的群集，形式酷似“快闪”，但绝不同于“快闪”背后的组织传播本质。时间碎片化与空间叠加且加速流动，赋予群聚传播生成条件，促使大众传播时代的离散社会，演变为互联网空间中常态化的社会聚集，即原本非常态的集合行为常态化了。多元主体聚散瞬间化、常态化的社会表达，既直逼话语权力和舆论角逐，又反映出虚、实社会结构的“共变共振”关系。群聚传播以表征符号映射社会结构冲突，用情绪发泄裹胁民意，激发真相难辨的网络狂欢，把个体事件、局部问题扩散演化为整体问题，转化为舆情海啸，不仅可以绑架个人、机构、企业、行业，甚至可以影响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乃至战争走向和国际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