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族约有1100万人，各地研究回族的专家学者300余人，建立《中国回族学》这样一个学术平台，是民族所需，是学术界所期盼的。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自1986年成立以来，出版专著超过60部，因科研成果丰硕而获得过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此《中国回族学》的前身是“回族文学论丛”（出版11本），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受到全国各地回族的喜爱。回族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华回族爱国英才》《回族民俗学》等获得过“百种优秀图书”等各种奖励。回族研究院现在有两个硕士点（民族学和人类学）一个博士点，有硕博士约50人，是有潜力的科研后备队伍。因此，打造《中国回族学》这样一个宁夏大学重点支持的学术平台势在必行。

《柯尔克孜族/中国少数民族图志（西北卷）》是一部用简洁文字、优美图片串联起来的，向中外读者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柯尔克孜族，普及民族常识，传播民族文化的图书。

《苗族姊妹歌（苗汉文对照）/贵州民俗文化研究丛书》是苗族古歌类书籍，其内容反映了苗族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体现了苗族地区母权社会崩溃和父权社会确立的过程。《苗族姊妹歌（苗汉文对照）/贵州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对流传于贵州苗族地区的《苗族姊妹歌》（3000多行）进行苗、汉文的对照翻译整理，这是首次对苗族口头传统《苗族姊妹歌》的翻译和出版，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重大。

《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七辑）》主要内容包括民族宗教，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民族社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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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3日，终于写完了《杨林评传》朝鲜文的*后一页，收笔之余，感到无比的轻松。我很难相信自己居然完成了一个棘手的作业，多亏先辈们回忆长征的脍炙人口的好书和好文章，帮助了我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作业。撰写杨林评传是我多年来的心中夙愿。我首次听杨林的名字是1980年就读于延边大学朝文系时，负责78级朝文系朝鲜族文学史课程的李政文老师（后历任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州委副书记，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的讲话中得知，当年朝鲜族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其中杨林是*为杰出的代表。从此红军高级将领杨林的名字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延边大学毕业后第二年，1983年5-6月，我坐火车抵达了江西南昌和广州，找到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和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开始收集有关杨林的资料。这时起有一种意念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就是有朝一日要完成一本杨林传记。然而，说来容易做起来何等的难。当时不像现在这样网络普及，信息畅通，要收集相关资料难上加难。我就职于中共吉林省和龙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及延边历史研究所时，收集到了杨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军委书记时的资料，但1932年7月以后杨林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等方面的主要活动资料却无从查起。因此，李政文、朴昌旭等大学教授当年执笔的杨林传记文章，除了抢渡金沙江外，杨林随红军长征部分都只能一笔带过。时光荏苒，已过了二十多年。到了2006年，大学同学——延边大学教授金虎雄托我整理杨林、武亭传记。趁此机会整理当时的新资料，写了两位将军的传记文章，刊登在《来华朝鲜——韩国名人事迹述略》中，但杨林传记只有2万字。后通过民族出版社接受了杨林、武亭评传的写作任务，可是那只是我的一种充满豪情壮志的愿望而已。我下决心自掏腰包，沿着当年杨林的足迹去现场踏查。下。杨林的足迹主要遍布于当年的红军长征路上，要经由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和自治区，要过乌江天险和金沙江、大渡河，越过雪山草地。

《华西边疆评论（第五辑）》主要内容包括特稿，边疆学学科建设，边疆史地研究，边疆民族关系研究，边疆经济研究。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符号学理论框架就已经在西方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上逐渐成型。而中国学界对这一学科比较陌生，存在“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不自觉地使用民族符号学的方法等。民族符号学包含着两个彼此关联的部分：一是民族学的研究者在研究民族问题或现象时有意无意地使用符号学理论对其进行探究；二是将符号学作为一种民族现象研究的总体方法论，视民族现象为“文化系统-语言模拟系统”的一部分，可以视为文化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本论文集所选的论文涉及两个部分。希望本论文集的出版能使民族符号学在中国引起重视并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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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县地处滇、川、藏交汇处，国家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的腹地，是吉茶马互市的咽喉要道和主要集散地。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宗教氛围，德钦县内遗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德钦境内，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就有67处，其中包括“茨中教堂”“奔子栏佛塔殿壁画”“飞来寺”“曲赤通摩崖石刻”等。《卡瓦格博史迹：德钦文物集锦》图文并茂，生动地展现了德钦境内的文物遗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