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由佤族部落头人之子肖子生讲述的民族团结誓词碑历史《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不仅客观呈现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历史过程，也是对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实践特色与基本经验的钩沉，更是对党不断探索与实践正确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历史见证和再现。全书共计21万字，由图片、正文、附录三个部分组成。正文为肖子生口述实录部分，全文由“我的父亲肖哥长”、“佤山风雨飘摇的岁月”、“参加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新中国民族团结*一碑的诞生”、“血践誓言”、“翻开民族团结历史新篇章”、“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历史见证”七个部分组成；附录由“肖子生访谈实录补记”和与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紧密相关的历史文献组成，与正文部分形成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关系，尽力为读者再现复原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历史面貌；图片则由与民族团结誓词碑相关历史资料图片和肖子生家庭历史照片组成。

《中国人的素质》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于1894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共分27章，作者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从多个角度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内容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令人警醒与深思。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自2001年创刊以来已经连续出版了24辑，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8年开始进入CSSCI来源学术集刊名录，至今依然保持在CSSCI来源学术集刊名录里，是民族学学科入选CSSCI来源数据库的学术集刊。近几年，《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刊物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学者们的投稿数量和质量逐年上升。

本书以一位西方人的眼光，凭着旁观者的清醒，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全景式地观察、描摹了晚清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样态，从中剖析和展示了当时身处没落的封建社会的中国人的各种品质。作者的写作用心是善良的，对中国人抱着有好和同情的态度，没有厌恶和歧视，对清末社会状况、市井人文和各色人等品貌的勾勒基本上符合实际，对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批判一针见血。

地处西北重镇兰州的兰州大学，拥有悠久的民族学和边政学研究传统。1949年前的兰州大学就立足区域与民族特色，在民族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探索与积累。一是以马鹤天、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边政学、边疆学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中，马鹤天、顾颉刚、黄奋生等均为当时的代表人物，而这三位学者都与兰州大学有交集。1928年2月22日，甘肃省务会议决定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合并中山学院成立大学，组建以教育厅长马鹤天为首的7人筹委会，4月1日正式成立“兰州中山大学”，马鹤天任首任校长（1928年2-11月在职）。马鹤天由此而成为兰州大学民族学学术系谱中的重要一环。他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堪称民国时期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准民族志”作品。历史学家、边疆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顾颉刚，一生有六次西北之行，其中为期长的两次，都是在甘肃。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他到甘肃、青海考察并著有《西北考察日记》。1948年6-12月，他应辛树帜校长之邀赴兰州大学任教并任历史系主任。二是“魁阁”团队成员之一谷苞先生在兰州大学任教并从事民族研究。谷苞出生于兰州，1935年赴清华大学求学，后转入社会学系，在陶云逵教授指导下学习人类学、民族学课程。1941年10月，他转到由吴文藻教授、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度过了三年的“魁阁”调查时期。1944年，他到兰州大学任教，开设民族学相关课程并在洮河、白龙江流域及甘肃各地开展田野调查。1949年8月，谷苞随解放军西去新疆，开始了另一段学术生涯。三是国立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的设立。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设立“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校长首倡开设边疆语文学系，设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专业。藏学专家杨质夫先生受邀担任边疆语文系主任，先后任教的学者有吴均、程克星、关德栋、丹巴嘉措、王沂暖、李国香、胡斯振、马宏道等著名学者。1952年在新中国院系大调整当中，已改称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原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与原西北大学边政系一起，被划归到新成立的西北民族学院当中。此时，有一位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西北大学边政系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任教，他就是黄奋生先生。黄奋生完成了我国*部藏族历史教材《藏族史略》，应兰州大学的邀请在历史系开设了“藏族史”课。在此时期，一位年轻的新疆学子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求学，并逐渐走上了民族学研究的道路，他就是杨建新先生。1958年大学毕业的杨建新先生留校任教并参加甘肃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领导了对东乡族的首次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写出了《东乡族简史》。1959年底到1963年，杨建新先生爱兰州大学派遣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师承民族史大家翁独健教授，并得到蒙古史学家贾敬颜、藏学专家王辅仁诸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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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南新娘”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中越跨国婚姻在进入公众视野的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关注。该书以位于中越边界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作为实证案例，研究了这种跨境婚姻或涉外婚姻中的特殊类型，在通过实地调查并借鉴学术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以边境沿线地区的境内外少数民族边民通婚作为特定对象，对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通婚的现实境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探讨。

清东陵满族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第1个时期，是清王朝时期。清东陵建设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24岁的福临去世后，清朝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在遵化境内的昌瑞山起建了规模宏大的孝陵。自此之后，相继营建了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4座帝王陵墓，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贞显皇后（慈安）的普祥峪定东陵、孝钦显皇后（慈禧）的菩陀峪定东陵4座皇后陵，以及景陵妃园寝、景陵皇贵妃园寝、裕陵妃园寝、定陵妃园寝和惠陵妃园寝5座妃园寝。清东陵共安葬了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和1位阿哥，共计埋葬了157位墓主人。清廷本着“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在他们陵寝的周围设置了一系列的管理和保护机构，服务于那些地下的墓主人。像八旗兵部、礼部、石门工部、内务府各圈等等，有几千人进驻陵区或陵区周围。这些人有八旗满洲人，当然也有汉人，形成了清东陵地区独具特色的人群，即守陵人。在那个年代，守陵人各司其职，恪尽职守，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忙碌着。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感觉是优越，因为他们有着很好的待遇，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吃着皇粮，俸禄很高，还很稳定，没有任何风险。但是，守陵人的驻防和服役是有年限的，他们换了一批又一批，来了走，走了来。大多数人是舍不得离开东陵的。所以，这个时期，清东陵的满族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流动性强，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可能换防，被调到别处去了，这是由八旗兵军政合一的性质所决定的。直到今天，我们经常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守陵人后代的信件，他们在这里追访先人留下的足迹。第二个特点就是服从意识强。因为这里的机构实行军事化管理，不管是八旗兵部还是八旗礼部，包括内务府人员，都有明显的军制等级，一级管一级，层层抓落实，金字塔式的军事等级非常明显，所以，这里的守陵人服从意识非常强，服务意识也非常强。第二个时期，是民国时期。清王朝覆灭，民国兴起，局势变幻莫测，逊清皇室无力保护皇陵，也无力再供养那些守陵人。这些吃惯了皇粮的守陵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在剧变面前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呢？所以，这个时期清东陵的满族，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生活艰辛。没有了经济来源，要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可是，这些人不具备基本的谋生能力，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背井离乡去外地做苦力，但是，结果大都不好，饿死在逃荒路上的大有人在。有的就此沉沦了，整天游手好闲，生活*狼狈，也闹出了很多笑话。不管怎么样，过去那种吃皇粮、提笼架鸟的生活基础没有了，守陵人顿感前途渺茫。也有一部分守陵人选择留在了这块热土上，他们辛勤劳作，学习耕种，自食其力。他们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转变思想，学习各种生产技能。掌握了生活技能的东陵人，逐步步人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二是政治地位低。清朝灭亡，那些过去和专制帝国息息相关的守陵人，尤其是那些满族人，过去属于特权阶层，享受着与常人迥然不同的政治待遇，可是，一旦王朝结束，他们的风光不再了。不仅如此，还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皇粮断了，没有了经济基础，接踵而至的是政治上的歧视。守陵人沮丧至极，过去引以为自豪的满洲身份、八大姓氏，都已是过往云烟。他们不仅要隐瞒自己的出身，还要改掉自己的姓氏，因为不那样做，就会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就业、婚嫁，等等。在这个时候，东陵地区的满族人都不愿意或者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一个满族人。在民国时期，东陵满族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艰难地活着。第三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清东陵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东陵地区的满族人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生。他们顽强地生活在这块宝地上，既努力保护着这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而做出自己的贡献，又与时俱进，融人时代发展的大潮之中，成为这一地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

金海湖是贵州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地区，这里的风光、人文、地理、历史都有其独特之处。三十多位作家来到金海湖采风，每个人都写出一篇散文，每一位的笔下都藏着自己的金海湖风景，文采各异，缤纷美好，是一册行走的文字，也是一本心灵之书。

《藏学学刊》作为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藏学学术研究园地，致力于藏区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藏族历史与宗教、西藏考古与艺术以及与藏学相关的诸多方面的研究，设有论文、译文、书评等栏目，语言以中文为主，兼及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