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套装上下册）》本编所引用之史料，多系人所共知，无加注释之必要，惟原文太简单，读者或不明了其事迹之始末，故特注明出处，以便检查原文。本编所用史料，往往取材于自著之书；因原文系讲义体裁，有时因陋就简：用自著之书，比较可以省事也。注重民族之混合及发展事迹，对于国家之盛衰兴亡与社会文化之进步退步，有时连带叙及之，无暇详述；读者有愿研究当时各民族之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者，可参考文化学社出版之拙著《中国史》与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拙著《东洋史》，本编不恕多叙。

《认识中国系列丛书（3）：中国有56个民族（中文版）》里，你将拜访中国各地不同的民族，观赏哈尼族人花费上千年修筑的梯田：倾听维吾尔族人演唱世界上最长的歌曲：辨认“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的东巴文……在丰富而有趣的体验中，或许能解答你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会有56个民族呢？

《民族宗教研究（第2辑）》是由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专家主编，集合近年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对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成果的一部理论专集。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民族研究；第二部分是宗教研究。书稿中的研究领域独具特色，发挥了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的优势资源，对城市民族问题的研究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对伊斯兰教和道教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同时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兼顾港澳地区的民族宗教历史与现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出版价值。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适应 、改造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西北少 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作者马宗保）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生态人类学的 视角，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提出西北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 的观念、伦理，禁忌、习俗、经验和技能，因此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恢复 与重建过程中，除了要充分运用各种技术，还应重视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 资源的支持作用。《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可供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的 科研工作者及高校师生参考，也适合西北地区政府工作人员及对生态环境 问题感兴趣的广大公众阅读。

《民族学视野下的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是一本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开拓性学术著作，《民族学视野下的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内容展示了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和各个时期的重要特征，揭示了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中显现的民族文化因素。对《民族学视野下的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的阅读，会进一步增进读者对朝鲜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把握，也会加深对延边地区各民族和谐共存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

《高校社科文库·民族主体的坚守与主体性的高扬：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选择》以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华民族社会现代化进程为线索，研究中华民族在文化选择上的经历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最后实现中国文化重建与复兴的历程。中华民族文化选择的这一历程表明，坚持民族主体性，是完成文化选择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把学习外国文化与继承民族文化相结合，使其在革命建设的实践中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新疆民族研究论集（1）》是新疆民族、历史、社会以及艺术等相关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园地。视野宽阔，它以新疆为中心，透视中国西北、环视中亚诸国、放眼世界。立足田野，重视理论，关注民生、聚焦热点，内容涉及中国西北及周边国家的历史、民族、社会与艺术等领域的田野调查资料、学术论文以及优秀的田野调查笔记、读书心得、图书评介、学术综述、学术动态、人物访谈等。《新疆民族研究》像一面多棱镜，鼓励创新，大力推出多视角和多侧面的解读范例；它以历史与考古方法溯源，以人类学民族学方法探其存在根本，以社会学方法关怀现实，以心理学、艺术学方法透视人类的精神与心灵。

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具有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侗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歌、鼓楼、风雨桥是侗族文化的三大瑰宝，是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
　　侗族是我国人口上百万的少数民族之一，侗族主要分布在湘、黔、桂、鄂四省（区）比邻地区。在贵州省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从江、榕江、天柱、锦屏、三穗、剑河、镇远等县，以及铜仁地区的玉屏侗族自治县、江口、石阡、铜仁、万山等县（市、特区）。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贵州有侗族人口143万余人，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49．65％。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苗族卷）》收录贵州九个地、州、市苗族古籍条目共1375条，其中书籍类26条、铭刻类138条、文书类34条、讲唱类1177条。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苗族卷）》按甲、乙、丙、丁四编的顺序编排。

《杨庭硕民族学研究论文集》的一大亮点是对民族学理论的创新。论文集“民族学理论篇”所收载的论文较好地反映了他的众多新思想和新见解。出于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际需要，他以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1902-1972）的“文化生态学说”为起点，结合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实际，提出了“文化制衡论”和“终端验证法”等新概念，建构了文化进化的立体模型。尽管这些建树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可喜的是这些见解已经在我国的众多学术著述中得到了辗转征引，一批年轻人正穿越这座理论之桥，推动民族学理论的中国化。同时，在该篇目中，还收录了他的相关田野调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