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纳西学丛书：姜竹仪纳西学论集》论文有：《纳西语西部方言音位系统中的几个问题——兼答杨焕典同志》〈纳西语东部方言的土语》《纳西族古老的文字——东巴文》《纳西语在藏缅语言中的地位》《纳西文字方案》《怀念老师傅懋劫先生》《怀念老师马学良先生》……

《纳西学博士论文丛书：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的研究既促进了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研究，对纳西族史及藏族史的研究也是一个补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研究也具有一定意义。

卢池珠老人以著名的江永女书歌的形式，纪实性地口述了从孩童到晚年的人生经历，并提供了许多当地民间的经典女书歌。由何裕建教授翻译成汉字，何跃娟女士书写成女书。《君子女》的出版对于女书文化及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四次骑马翻山进入俄亚。经过近半年的田野调查，考察乡村的宗教文化现状，整理当地东巴使用的经书；较全面地描写了俄亚纳西语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采集了一千余个东巴文，借鉴汉字结构理论分析其构形系统；并以具有代表性的丽江材料为比照对象，系统比较了两地语言和文字的发展特征。《俄亚托地村纳西语言文字研究》后附的语音、词汇调查报告，以及编制的字形表等材料，可供研究者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

《西南大旱背景下我国典型民族地区水资源管理模式研究：以哈尼族梯田为例》从管理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族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哈尼族特殊的梯田耕作方式为核心，分析其水资源管理模式。书中，首先介绍了西南大旱的大背景和哈尼族的历史文化，从横向上，以几个典型的民族地区为代表；从纵向上，以历史沿袭进行生态管理模式比较，分析哈尼族生态模式的特点。其次从哈尼人的仪式活动和日常生产生活分析哈尼族水资源管理的突出特点。比如哈尼族昂玛突节、苦扎扎节中对水的祭拜，日常生活中利用水田养鱼、养鸭等。同时．将管理学、社会学理论贯穿其中，运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并突显哈尼族文化的模式维系功能，通过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并展现哈尼族生态文化中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以唐纳德．布莱克的法社会学理论分析，展示哈尼族水资源分配和使用中的调节与仲裁功能。

《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十五辑）》是在《“族群互动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基础上编辑而成。会议论文构成此次结集出版的《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十五辑）》的主干，另外择优收录个别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会员会后提交的论文。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广东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宋兆麟纳西学论集》论文有：《“女儿国”的歌》《永宁摩梭人的母系亲族》《从摩梭住宅看仰韶文化住俗》《达巴教和达巴文》《卡瓦村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

《纳西学博士论文丛书》是我继《纳西学丛书》之后启动的又一个“纳西学”建设工程，与它同时创意的还有《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纳西族现当代艺术家作品选集丛书》、《国际纳西学译丛》、《纳西学史料丛编》以及《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其中，《国际纳西学译丛》由云南大学主持出版，已于2013年被列为国家重大出版资助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纳西学史料丛编》获云南省财政厅资助。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决定了新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清代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对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清朝初年，新疆各族人民处于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下。准噶尔贵族奉行“执其酋，收其赋”的政策，在被征服地区推行繁重的苛捐杂税，企图将其变成汗国的物资供应基地。繁重的税赋，无数的杂税和经常的勒索压得新疆各族人民喘不过气来，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加剧了新疆地区的动乱。尽管这一时期，准噶尔统治者禁止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间私下存在经济、贸易联系但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仍没有中断，主要是通过准噶尔汗国对内地所派遣的大量贸易使团和商队进行的。
　　乾嘉年间，清政府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结束了新疆长达数百年的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的局面。为加强对新疆诸族的统治，清政府因地制宜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拉近了清朝与新疆诸族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一时期新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亦得到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互相渗透更为普遍，新疆的民族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凉山彝族血缘家支是彝族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兼有政治、经济、军事等于一体的综合功能。凉山彝族传统习惯法是彝族群众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代代传承和信守的社会规范，它依靠血缘家支组织、血缘家支头人、民间纠纷调解员“德古”等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威来维护彝族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彝区的社会发展。
　　在凉山彝族地区，血缘家支组织与传统习惯法始终紧密相连，血缘家支的维护与巩固必须依赖传统习惯法，而传统习惯法的执行与监督又必须依靠血缘家支，传统习惯法一旦离开了血缘家支就如同空中楼阁，因此，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与汉族地区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有别，凉山彝族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群体格局”，即无论离自我中心有多远，只要是同一祖先繁衍的一脉相承的子孙都是“此威”，即血亲关系，血缘关系是家支的核心，血缘家支群体内部人人平等，个体依附于群体，群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与群体荣辱共存，因此，每个人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永远一致。
　　凉山彝族血缘家支与传统习惯法盛行于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社会，民主改革后，由于生产方式的变更和国家政权的强势干预，血缘家支和传统习惯法失去其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但是，自从彝族地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血缘家支和传统习惯法又得以复苏，并在彝区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凉山彝族地区，特别是彝族腹心地美姑县、布拖县、昭觉县，虽然自民主改革以来，当地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透过民间纠纷的主体、原因、调解方式、赔偿内容及围绕赔偿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彝族民间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逻辑等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彝区的社会关系犹如一枚严实的蛋，即以血缘关系结成的血缘家支组织是蛋的核心——蛋黄，外围将其包裹的则是与之联姻的各个姻亲血缘家支组织。血缘家支与姻亲家支之间，既相互依存又时常发生矛盾纠纷，血亲与姻亲、亲家与冤家构成了凉山彝族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格局。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目前仍占凉山彝区矛盾纠纷的65%以上。
　　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分散的单个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成为凉山彝族血缘家支和习惯法依存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的干预力量减弱，导致彝族地区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出现“失范”现象。血缘家支势力过度膨胀、传统习惯法滥用、社会控制弱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彝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