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数千年的生成、拓展、吸纳、融合和嬗变，熔铸了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学术丰碑，汇聚了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可谓光耀千古，泽被万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条件、氛围大有改善，此间虽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当代学者们依然凭其不屈的人文精神，孜孜砣砣，勉力奋耕，创造出了不少无愧于历史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更如春际的原野，生机勃发，满目葱茏，佳花异卉，令人流连，真正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难得盛景。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学术精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尽自己些微的心力，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使中华民族的学术之薪、智慧之火，燃烧更旺，烛照更久远！鉴此，我社郑重推出这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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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责任者题：马道宗注释。本书为曾国藩传世经典丛书之一，全书共2编，论述了曾国藩的识人之道。

本文集收录了50篇有关考察20世纪外国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史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检视欧美及亚洲国家主要作家作品的文章。

片断：不过——我们不愿自欺欺人——遗憾的是，上文最后一句话在目前比初看起来实际上具有更多的含义。首先，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在一个中立的场所——无论是社交的还是思想上的——，这种可能性根据经验令人遗憾地，尤其是在德国的状况下，到处都有心理障碍。这种因素本来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但对于像我们的这样一份杂志来说，这种因素将会得到根本性的强化，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讨论科学问题的动因根据经验常常是由实际“问题”提供的，以致单是承认一个科学问题的存在，就与活生生的人的特殊希求发生了个人关联。对于一份在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普遍兴趣影响下创办的杂志来说，常常会有一些人作为作者同处在它的栏目中；这些人之所以对该问题发生个人兴趣，乃是因为某些具体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与他们所信奉的理想价值水火不容，会危及那些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理想的亲和性将使这个作者圈子产生凝聚力，并且扩充新人，而这至少在讨论实际社会政策问题时又会赋予杂志某种“特性”，这种特性是极其敏感的人们的任何合作都会产生的伴随现象；这些人对问题的评价性表态即在纯理论的工作中也并不总是完全克制的，并在对实际建议和措施的批判中也——在上述前提条件下——完全合法地得到了表述。《文库》是在（传统意义上的）“劳动问题”的某些实际方面出现在社会科学讨论的前沿时创办的。那些认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众所周知，虽然杂志通过明确地局限于“科学的”讨论、明确地邀请“所有政治阵营的成员”而坚决地拒斥了遵循一种“倾向”的思想，但尽管如此，它肯定还有上述意义上的“特性”。这种特性是由其稳定的作者圈子造成的。一般来说，无论这些作者的观点如何不同，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他们——无论他们对更为遥远的未来的社会秩序构造持什么样的观点——之所以就当代而言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它与更早的社会组织形式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是不可避免的；从根本上反对它，并不是促进而是阻碍工人阶级在文化上的提高。在德国现今的条件——这里无须对它作出更进一步的说明——下，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避免的。的确，这种状况事实上成功地直接促进了对科学讨论的全面参与，对杂志来说宁可说是力量的一个要素，甚至——在既定的条件下——也许是其得以存在的理由之一。毫无疑问，如果对作者的选择成为一种有计划的单方面选择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特性”的发展对于一份科学杂志来说就可能并且实际上必然意味着对其科学工作的不偏不倚性构成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那种“特性”的平抑实际上就无非意味着一种“倾向”的存在。编者们完全意识到了这种情况赋予他们的责任。他们既不打算有计划地改变《文库》的特性，也不打算通过有意识地把作者圈子限制在持某种党派意见的学者身上来人为地保护这种特性。他们把这种特性作为既定的东西接受下来，观望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它将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也许会由于我们的作者圈子的必然扩大而有所改变，这首先取决于那些怀着为科学工作效力的意愿进入作者圈，并在杂志的栏目中成为或者保持为经常作者的人物的特点。这种情况必将随着问题的拓宽而进一步发展，而促进这种拓宽则是我们杂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通过这种说明，我们就接触到了我们的工作领域的实际界定这个迄今尚未讨论的问题。但如果不在这里同时讨论一般社会科学认识的目标的本性这一问题，就无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我们迄今由于区分了“价值判断”和“经验知识”，从而也就假定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绝对有效的认识，即对经验现实的思维整理。就我们必须讨论在我们的领域里我们所追求的真理的客观“有效性”能够意味着什么来说，这一假定如今已成为问题。只要认识到围绕着方法、“基本概念”、预设的冲突，“观点”的不断变更和所运用的“概念”的不断重新规定，只要认识到理论的考察形式和历史的考察形式还始终被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如绝望的维也纳考生在他那个时代悲伤地抱怨的那样，存在着“两种国民经济学”，那就没有人能够否认问题自身是存在的，而不是在这里苦思冥想杜撰出来的。在此，什么是客观性？以下的阐述只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后记：后记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时至今日，我们仍感到此书内容的生命力和市场需求。但是，马克斯·韦伯是德国一流的社会学家，从英文版本翻译此书，似有隔膜之感。所以，我们决定根据德文原著，直接翻译出版《科学学论文集》中的部分篇章。在这次翻译中，我们阅读了韦伯的原著《科学学论文集》，同时参考了英译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选目。在翻译时，我们也发现英文译本和德文原著已有很大差距。韦伯的原文比较晦涩拗口，为忠实于原著，我们基本保留德文原著的风格，以及作者的语言习惯。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确切地感受到韦伯的思想实质和精神风貌。译者1998年12月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1941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3000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我知道什么？”原是16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马克斯韦伯对当代社会科学思想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这种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常被评价为博大精深，而这种特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自己的方法方面的素养和方法论上的见解。有人认为，韦伯的方法论学说是他的最大成就，尽管这不是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观点，但他的方法论学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还在不断地产生影响，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编写一本学生好学、教师好教，既能反映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又能反映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进程的社会学教材，一直是我们几年来开展社会学教学中的心愿，几经努力，这本教材终于见面了。《社会学概论》既适于社会学专业和文科学生阅读，又可作为各类成人教育修习社会学原理的教科书，同时也是广大社会学爱好者学习社会学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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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共收入研究论文17篇，结构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市民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主要侧重于论者对市民社会概念之特定内涵的分疏及厘定，试图反映市民社会理念从与政治社会不分，此后逐渐与国家相分离直到最后经社会与国家互动而形成第三域（即市民社会）的演化的内在理路；第二部分“市民社会及相关问题”，侧重于展示市民社会与文化符号、社会整合、国家政权建构、民族主义以及军事政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图使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拓宽研究题域，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市民社会理念除自身的内在问题外而与其他问题相勾连时所具有的繁复性；第三部分“市民社会与中国问题”，主要围绕美国汉学家、中国大陆及台湾论者援用市民社会模式所做的研究，同时侧重于对当下研究的反思及论辩，并呈示某些晚近涌动的立基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本土性研究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