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网站专栏作家刘亭先生（笔名“入化”所撰写的系列点评，自2002年中甫一露面，便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盖因其文其文虽短短千字，但语句儒雅洒脱，言辞诙谐犀利，而论断又独到精辟，读后往往启人深思、耐人寻味。纵观中国城市化的演进，以及相关的学术争鸣，不失岐异和廖误。而刘亭先生的点评点评，却往往能于众说纭中作振聋发聩之语，于莫衷一是中醍醐灌顶之效。今作者将历年的点评汇集成册，付梓印行，实不啻为读者之一大幸事也。

卷首语就像一个学者总会有自己的人格一样，一本学刊也总会有自己的整体形象。正由于这种潜能，一本杂志（尤其是一本民间杂志），才有可能大于其全部发表文章之总和。只是，这种烘托成整体的可能，并不让人沾沾自喜，倒更让人战战兢兢，因为它反过来又意味着，一旦哪家杂志失却了总体的公信力，那么此后不管它还能发表多少文章，即使其中仍不乏好文章，却终不过是些孤零零的单篇文章罢了。论文栏第一组，集中于古今政治理念的思考。克雷格·卡洪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全球化设想，一反此前对于认同政治或群体凝聚力的宣传，而鼓吹全球社会对于地方问题的人道主义干预，并盛赞混合、多元和重叠的政治身份。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实乃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缘此便应看到，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而非相互对立的。这种相互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当然应该记取世界主义中许多值得承继的价值，比如对人人平等的认可，以及对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应该试图改善现行的世界主义，因为依据其通常的建构，尤其是其最个人主义的形式，它系统地阻挡了人们的视线，使之看不到人们所依靠的团结体的多种形式，以及这些团结体对那些较少特权和较多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排挤的人们的特殊意义。夏洞奇指出，以往多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的国家定义刻意排除了“正义”的因素，而异于古典政治思想之主流。在此基础上，著名历史学家R.A.马库斯遂以“尘世神学”来诠释奥古斯丁，认为其国家概念是世俗化的。但作者却通过对《上帝之城》中关键文本的分析，以及对西方学者之解经过程的回溯，提出奥古斯丁虽认识到国家不可能摆脱某种“世俗性”，却亦不主张切断政治生活与信仰、道德的联系；他虽确有某些承认国家之中立性的观念，可马库斯等人对此的理解却不够准确。下一组聚焦于中国北方农村的婚姻问题。阎云翔基于纵向的田野调杏，探讨了彩礼收取活动怎样在中国北方农村转变为新郎家庭的财产分割形式，而新娘又怎样取代其父母而成为彩礼的接受者。这种转变经历了漫长的代际协商，而在此过程中，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则为年轻人向父母的索取提供了意识形态辩解。作者强调了个体对于转变彩礼收取的能动作用，认为这是被多数现有婚姻交换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同时也检查了这些个体的特定策略，认为正是由此，个体才实现了其能动性，从而在获得更多婚姻自主权的同时，不是选择放弃收取彩礼的传统风俗，而是选择去创造性地利用它。王跃生立足于基层社会考察，分析了二十世纪三十—九十年代冀南农村婚姻的空间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变动。作者指出：土改前，主流婚姻行为特征是既要避免村内结婚，又将近村婚姻作为首选，表现出若即若离的特征；土改后，婚姻圈并未伴随着私有制的取消和经济平等程度的提高，而表现出扩大的趋向，相反倒是村内婚的比例明显上升。土改前，通婚的社会范围基本上循门当户对观念进行，相同经济背景的婚姻比重较高；而土改虽然消灭了财富悬殊的基础，阶级标识却被突出强调，并对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遂将婚姻的门户原则演变为阶级原则，并左右着民众的择偶行为。直至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成分观念始得淡化乃至逐步消除。再一组集中于民国时代的跨国互动。对外文化政策作为政府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和普及本国文化的行为，乃是较晚出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个特征，或许正因此，才由民国而非晚清开始了这个过程。巴斯蒂借助于原始外交档案的爬梳，还原了民国初年在这方面的短暂尝试。正是这种尝试，至少成功地为欧洲汉学增添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研究机构——位于巴黎的中国学院，并使民国政府进一步赢得了法国政治精英的积极支持。历法作为文明内部号令步调的准绳，其象征性权威既来自天文，更来自人文，缘此在被迫转型的现代中国，整个国族都势必要被拧上世界时钟的发条。左玉河通过回顾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以及这场激进运动在民间遭到的顽强抵抗，突显出了中西碰撞所造成的文化失序。也许时至今日才能看得清楚：中国人由此失掉的不仅是原有的文明时间表，还有跟这种时间表息息相通的文化生活步调。评论栏对翻译作品进行了讨论。段晴指出，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被认为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那语趣正是指今日读翻译作品时所能领略到的“洋味”，也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地道的汉语。那么，是什么语言成分令人感悟到所谓“西域之语趣”呢？作者从两部《法华经》中择出三个词汇，从梵汉对译，探讨它们真实的含义，认为这些词汇是在两种语言接触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表现出不同的异域韵味。由此可知，西域之语趣实乃异域文化之藤蔓的延续。杨立华指出，中译本《存在与时间》的出版，曾对当代汉语思想及学术产生过令人瞩目的影响，功不可没；然而细细对读，仍可发现此一译本存在着多处漏译和误译，有必要提出建设性的商榷。由此不免令人想起，对于海德格尔这样一部奠基性的作品来说，也许汉语世界应当像其他语种一样，拥有不止一个相互竞争和相互参校的的译本。最后再回到开头的话题。《中国学术》杂志从无到有，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包括它的筹备期），仿佛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总体形象。只是，这形象同样并不好玩，反倒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既然无论照编者还是读者看来，只要是拿到这里发表的文章，就应当具备理所当然的学术质量。可惜谁又知道，这种质量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需要挤出教学和研究之余的时间去苦苦寻求，不管那剩余的时间原本就怎样少得可怜。

做好新疆农村反贫困工作，是一项较长时期的系统工程。根本问题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反贫困工作的全局，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而一齐抓的原则，把反贫困工作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紧密结合起来。要从贫困地区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实施整村推进，把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着力提高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新疆农村贫困问题研究》，是在[200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新疆21世纪初扶贫战略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项目由新疆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阿班·毛力提汗主持，学科分类为应用经济。本课题是对新疆农村扶贫战略问题研究及其理论构架的一种探索。贫困问题是一个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领域的学科。

社会心理学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信仰危机。社会心理学在解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渐赢得声誉，使得许多心理学专业人员或非心理学专业人员涌入社会心理学领域，意欲进一步发挥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效应。然而，战后的社会问题毕竟不同于战时的社会问题，能够解决战时的社会问题的策略或方法，不一定适用于战后的社会需要。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由社会心理学解决的，也不是所有的社会心理学解释都能令人们折服的。结果，那些对社会心理学抱有过分期望的人，开始对社会心理学是否有能力发现社会问题或解决社会问题产生了疑问，从而导致对社会心理学的信仰危机。（2）身份危机。社会心理　学家在努力把他们的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的同时，还试图把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心理学的其他分支分开来。殊不知这种行为本身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凡是要求分化或独立的愿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疑或非难。在群体之内，什么都好说；要想脱离群体另立门户，轻则微词相加，重则否认身份。

“中国经济：换个步伐前进、2006年中国股市猜想、中国女人十大硬伤……”本书是以多层次读者为对象的综合性文摘读物，系从大量最新出版的报刊中精心筛选、采撷英华汇集而成。信息密集，知识丰富，新见纷呈，是广大读者通晓天下大事、把握时代脉搏、充实文化知识、提高生活情趣的休闲赏阅的佳品。

本书以上海为主要观察对象，从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对现阶段我国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的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全书既有对国内外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概念内涵及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更有对我国所处全球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的特定进程中，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状况的实证研究。 本书着重揭示了城市居住隔离的特征，概括归纳了其模式与进程，并从住房制度、土地供应、住宅市场、城市历史等方面深入剖析了居住隔离的内在动因。本书提出的城市社会空间融合理念以及城市规划应对措施，是针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所进行的一项积极的理论探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本书为其中一册。

《象征交换与死亡》是波德里亚影响最大的著作，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阐述之一。作者在此书中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经历了“仿造”、“生产”和“仿真”这三种不同的仿象，它们分别对应于价值的自然规律、商品规律和结构规律。作者通过对劳动、时尚、身体、死亡、诗歌语言等多层面的社会文化现象分析，指出仿真原则现在已经替代过去的现实原则支配着一切，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精神分析学，在今天都已成为守法的革命，丧失了有效性和激进性。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反馈赠中的馈赠可逆性、牺牲中的交换可逆性、循环中的时间可逆性、摧毁中的生产可逆性、死亡中的生命可逆性、易位书写中的语言单位和价值的可逆性。这一巨大而相同的形式是毁灭与死亡的形式，它可以在仿真的极限，终结线性的时间、语言、经济和权力，这就是象征交换。这是惟一与代码结构暴力等值的象征暴力，只有这种悖论的理论和实践才能触及今天的超级现实并给予它致命的打击。

本书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作者在本书中讨论了个体问题与公共问题的关系，着重探索这个世界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并且指出将个人问题纳入公共领域这转换是当今政治获得重生的紧迫而必不可少的任务。

《军队大脑》是苏联元帅、著名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沙波什尼科夫于1927—1929年间先后发表的三卷集军事理论巨著。原书共有九百个印刷页、八十余万字。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该巨著的节译本。 沙波什尼科夫1882年生，1945年卒，享年六十三岁。1918年参加苏军。1901年开始在沙皇俄军中服兵役，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校（1903）和总参军事学院（1910）。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0月起任上校团长、该年12月升任师长国内战争时期，历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助理、情报部长、作战部长；国内战争后，从1921年2月起历任工农红军第一副参谋长、列宁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司令（1925—1928）；工农红军参谋长（1928—1931年）；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1931—1932）；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32—1935）；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5—1937）；总参谋长（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