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全集所收文稿，包括蔡元培先生撰写的专著、论文、诗歌、题联、书简、函电、批语、日记、译文及演说、谈话并口述的记录，当时由他主持制定或以其名义发布的重要公文、法规等。与别人合著之作，也收录在内。为方便读者，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和背景情况只作简略的注释，不予任何评价。题解置于页下，注释置于文末。日记则将注释置于每年最后一日之下。本全集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理论精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片断：北京对话偶然旁听了一次谈话，觉得有点意思，记出来以供“谈助”。两个谈话人，一是海外归来观光的，一是住在北京的，以AB代表。A：听说你近来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感到兴趣，很想听听高论。B：我足不出户，连北京城都只知道一星半点儿，对你这个周游列国的人怎么好张嘴？A：走得多，看得多，不一定知道得也多，更不一定想到的也多。我好比人造卫星，从四面八方摄进来不少东西，正需要你这地面接收站的人来解译。B：岂敢，岂敢。不过，我倒是想接收一点你传来的信息。你走过许多国家的首都，请问你：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什么一眼就能看出的特色？A：特色就是“中国的首都”吧？一眼望去就知道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首都。飞机一到北京上空就可以看出来。B：你说中国又有什么特色呢？A：中国就是中国，不是其他国家。一句话怎么能讲出特色？这倒要请教了。B：我这个住在北京不动的人看北京，觉得从北京可以纵观中国历史，横观世界变化。并不是所有国家的首都可以这样吧？竖看吧，作为都城，至少可以上溯1000年以上。北京城是五个朝代建造的。这五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分属五个民族。辽是契丹族，金是女真族，元是蒙古族，明是汉族，清是满族。现在的北京是新的，又是旧的；是中华民族中许多民族共同建造了1000年的，又是当代新修的，天天出现新建筑。这就是当代中国对北京城作出的新贡献。你去天安门和故宫看吧。那是古代的建筑，又是现代的建筑。广场上没有了3座门牌楼，故宫里拆除了太监住的小房子，天安门城楼也装修过不止一次了。你去过长城吧？那是秦始皇修的吗？水泥地面是现在修的吧？你见到的是一万里长吗？不过是短短一小段吧？人人当它是古老的，却明明知道那是新修的。人人知道北京是中国的，却往往想不起这个中国是许多民族的。建北京为都城的五个朝代中只有一个是汉族为首统治的。故宫东边的皇帝祭祖的太庙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再向东就是北京饭店的新楼。在北京能看到旧中之新和新中之旧，一中之多和多中之一。后记：编后记金克木教授可谓当今学界高人，学贯东西，融通古今。他是诗家、语言学家、梵学家、翻译家，举凡文学、史学、哲学、逻辑、天文、人类学、文化学甚或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都可见他潇洒从容的身影。金老为学博泛宏富而著微精远，郁郁乎悠然遨行翰海。深厚的国学根柢，使其披拣国粹而得心应手；强大的外文功力，使其解析域外文化而游刃有余。更可佩先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注意于世界学术前沿，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尤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充满真知灼见的玑珠之章频频“薄发”，纵论天下古今，大有不可收之势；即使以当前85岁高龄，仍一如既往，著译不辍。从金老斐然之学术成就，尽可领略大师风采；而先生深湛之学识思想，则是塑造灵魂、滋育后学之最佳食粮。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世纪学人文丛”将金先生作为首选之列算得上英明之举。出版社征得金老同意，把这个编选的工作让我来代做，于是不揣謭陋，在文献资料并未搜集完全的情况下搞出了选目。我带着它登门求先生指教，不曾想先生十分宽容，在看过目录之后即给予肯定，使我多少有些忐忑的心即时放了下来。与金老近两个钟点的谈话胜读十年诗书，他思路明敏而天马行空，谈锋雄健而滔滔不绝，言词简捷而干净利索。我深深为之吸引和感染，心想这是在聆听智者的讲话。其实这个目录得到金老同意也在意料之中，因为编选前出版社便同金老商定，本文集大致以谈外国或与外国有关的问题为主题，且承先生为之取了书名“异域神游心影”。选目便遵循这条宗旨，不过兹也只是基本原则而已，实际上并不很严格。大凡那些统贯中外的大学者，往往站在很高的起点上凭临世界，以全球思维的方式考察问题，自然金老也不例外，他已将中西、中印抑或中日之思想特质、意识形态、文化模式之类冶为一炉，既悉各方之共相，又洞彼此之品性，合则可通释，分则能细说，参照互证，举一反三。先生之思、之文都是开放性的，很少或绝不囿于一或止于一，由此及彼或顾尔言他乃其特色。总之，善于运用比较的、联系的眼光审视与处理课题，谈外国，倒常以中国为前提、为指归，反之亦然。因此，所谓以外国为主，可能只是指出发点，也可能仅仅为了借题发挥，纯粹谈外国而不旁及其它者则较为少见。中里有外，外内见中，既是在异域神游，也是于神州徜徉，这构成了先生文章某种独具的魅力。比如，由小说《我们家族的女人》引作精彩之论的《八旗女儿心》一文，讲的虽是中国当代文学，然而，以文学乃至现实中的“爱情”为话题说开去，逐渐将包括原因和结果在内的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特质予以评点。这个过程中，作为参照的是西方文学或基督教文化，若少了它，阐释就可能不那么“深”，不那么“显”。可见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况且这样还把“异己”的外国文化特质也同时昭示出来，从而使之具有了更高的意义与价值。当然，就内容的本质而言，本文集所收文章，以论述国门之外的思想文化为中心的特点仍然是鲜明而且突出的。此外，所谓“外国”，其含义自然是相当宽泛的，而金老笔锋所至也的确广及东方西方，涉猎大量历史文化形态，但最多的还是欧美和印度，希伯来、日本亦偶有所及。至于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为条理和阅读方便起见，本书在编排上大致按文章内容依次分为文化、哲学、美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与佛学、人类学以及其它等几个大类。同样，这个分类亦属“粗放”型而非严格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绝对的精确。事实上，像金老汇百川之流、得诸学精要的作品大抵具有高度的融通性，因此往往是跨学科的；而其小大由之、开合自如、不着丝毫学究气的文章家风格也决定了他不拘泥于一隅，所以精确地归类常常做不到。譬若《〈雅歌〉·〈寡妇赋〉》一文，由儿时经验到出自圣经和出自晋人的言情名篇再到国人与洋人的爱情观以至在信仰及宗教哲学上的巨大差异，文学乎？宗教乎？兹归入后者，意在强调文章所揭示的华夏文化中恰恰欠缺的东西，此正是这篇力作的极微妙与极深刻之处。若按体裁而言，从较为专门的学术宏论到文学韵味颇浓的杂感、随笔式散文，从独白、解说到聊谈、对话，本书于选材上不拘一格，它们长则万余言，短则几百语，无意于追求修短比例的均衡性，因为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先生的文体风貌。不过，侧重学术性乃本文集编选的一个目标，其中有的篇什尽管乍一看似乎明了如画，但细琢磨却才感到原来还藏着那么丰厚的含义，而相当多的篇幅靠浏览则是根本不够的，它们非得要静静坐下来正经动用一番脑力不可。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为了尽可能地符合文集的编选宗旨，其中少部分篇目乃金老学术论文或论著之节录，标题根据节录内容为编选者所加。由于编选者水平所限，选录和编排不当恐怕难免，恳请方家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王化学1997年4月于泉城本书前言自序首先应告读者：此书与旅游无关。“异域”指原来没到过的境界。“神游”是精神的游历。“心影”是心中留下的影子。因为编选者说是以我的与外国文化有关的文章为主，所以我拟了这个书名。十几年来我如野蚕吐丝，“作茧自缚”，到现在也快吐完了。不料竟有人要抽丝编织，想出产锦绣，也许不过是五色斑斓的一片片。1996年我忽然知道：我写的文章被人看成什么，为什么接二连三有出版社看上了我。于是同意由出版社请与我无关者自己去编选，我一概不过问。这书是其中的一本，和已出的两本相比，编选者不同，书也不同，虽互有重叠，但属于不同的视点结构，好像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又像是“三女选婿”，各有所爱。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里，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人。一个人在同时同地同环境中，由别人从不同角度去看，也会不一样。这在摄影和画像中很普通。这当然不足为重复出书辩解，不过可以作为一个说明。

暂缺简介...

本书收入胡适的著述三十七篇，按其主要内容的侧重点分为六辑，每辑所选录的文章，则大体按发表先后排列。其中第一辑所收录的三篇，带有总论性质，系胡适关于本人的学术文化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夫子自道。余下五辑，正是按本文前已列论的胡适学术文化思想中最富有特色和价值的五个方面，并且参照《胡适文选》的选目以及排列顺序选录了相应的篇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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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朱骏声从《周礼》讲太卜掌三《易》来讲，三《易》就是夏《易》以《艮》卦为首，《艮》是山，所以称《连山》；商《易》以《坤》卦为首，《坤》是地，地归藏万物，所以称为《归藏》。周《易》以《乾》卦为首，《乾》卦三三六爻都是阳爻，周遍六爻都是阳，所以称为“周阳”，作“周易”是错的。就三《易》讲，他认为“三《易》之易读若觋。”觋，音檄，指易巫，是掌管龟卜的。照朱骏声的说法，那末“易”当改作“觋”，指男巫。按《说文》：“觋，能斋宿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那末觋是男巫。管龟卜的另有太卜，不归男巫管。朱骏声的说法也不可信。近人吴汝纶《易说》：“易者，占卜之名。《祭义》：‘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易者占卜之名，因以名其官。《史记·大宛传》：‘天子发书易。’谓发书卜也。又武帝轮台诏云：‘易之，卦得《大过》。’易之，卜之也。说者以简易、不易、变易说之，皆非。”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论周易二字本诂》引吴汝纶说，又称：“愚案：《史记·礼书》云：‘能虑勿易。’亦以易为占。简易、不易、变易，皆《易》之用，非易字本诂，本诂固占卜也。”照吴汝纶说，易本指龟卜，因称卜官为易，这是《祭义》中的易字。后来用蓍草占吉凶代龟卜，因称蓍占为易。《史记·大宛传》和《礼书》中的易即指蓍占。但龟卜似不称易，此说还有可疑。如《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兆之法”，这是看炙龟甲的兆纹，是龟卜，称“三兆”，不称“三易”。又说他“掌三易之法”，那才称“三易”。是太卜既掌龟卜，又掌耆占。当时看重龟卜，所以称他为“太卜”，不称“太占”。但他已多用占，所以又称他为“易”，“易”指他掌“三易”说的。先有“三易”，才称掌“三易”的官为“易”，那末“三易”的取名又有什么意义呢？本书前言自序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编辑工作时，同傅彬然先生在一起。记得傅先生曾经讲过，做编辑的围绕着著者的书稿转，今天围绕着这部书稿转，明天围绕着那部书稿转，好比跑龙套。傅先生说这段话，他的含意是说，做编辑的，一般说来，知识比较杂，不像著者对他所著的书稿做过专门研究。编辑对他所审读的书稿，要尊重著者，还要提高自己审读书稿的水平，参考有关的书籍；但我国古代的著名编辑，像汉代刘向、刘歆却不是这样，不是跑龙套的。刘向、刘歆父子做的就是编辑工作，他们应该是古代最大的编辑了，他们也是当时第一流学者。当时还请“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是请当时各科专家来校读各科专门著作。清代章学诚著了《校雠通义》实际上是讲编辑学的书。章学诚认为刘向、刘歆的校雠，即编辑，不仅要汇集各种版本，校正脱误，编成定本，还要写出对各本书的评价，研究各书在学术上所处的地位，研究先秦到汉代的学术流变，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结合图书目录写出从先秦到汉的学术流变史来，不是深通先秦到汉的学术流变，是写不出这样的著作的。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即编辑学，认为编辑所要做的工作，从版本、校勘、审读加工、定本到学术评价、学术史的演变都包括在内，少了一项就无法完成编辑工作。因此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像刘向做的对每书的叙录，刘歆做的《七略》，都是经过研究所产生的著作，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现在再来看看编辑工作。要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知识不足，要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这里还有著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做编辑工作的要替读者着想，要做些补充工作。比方有一部《文史通义校注》，其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开头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熹），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陆九渊），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看了这段叙述，发生几个问题：一是一般认为浙东学术与朱熹、陆九渊不同，朱熹、陆九渊讲性理，浙东学术讲经世致用，这里对这个主要区别为什么不谈？二是浙东学术既与朱熹、陆九渊不同，这里为什么把浙东学术说成出于朱熹、陆九渊？三是这篇里的浙东学术究竟指什么？对这三个疑问，《校注》里都没有讲。围绕着书稿来做编辑工作，不能不对这三个疑问考虑一下。原来章学诚的《浙东学术》，称“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他并不排斥朱、陆两派讲天人性命的道理，他主张天人性命不当空谈，一定要跟史学结合。因此他不赞成南宋叶适、陈亮的浙江学派，尤其是陈亮，称：“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方抵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是排斥朱、陆讲性命的，所以他不讲南宋的浙东学派。他讲的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即讲黄宗羲、万斯大、斯同到全祖望的浙东学派，他们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陆九渊、王守仁。王守仁推崇陆九渊，讲性命还讲“六经皆史”，正符合“言性命必究于史”的主张。章学诚讲的浙东学术，从黄宗羲以下，他们讲史学不排斥性命，不同于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术。这样一讲，才把上面的疑问解答了，这篇的用意讲明白了，可见围绕着著者转的编辑工作，也离不开探索著者的学术思想。编辑跟学术思想的探索还是分不开的。按照编辑工作要结合学术研究来进行，这里选的，有的是单篇，有的是一本书的前言，都结合学术研究。想对单篇说一下我怎样构思的，对“前言”说一下我怎样用“前言”来介绍全书的。只是我写的单篇或一本书的前言，贯彻的一个意思，就是结合学术思想来写的。《〈左传〉的文章学》是单篇，这个单篇主要是从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来的。《管锥编》里讲《左传》，一共讲了六十七节，从《杜预序》五例——《〈左传〉之记言》讲起，讲到《哀公十二年“木毙”与“国狗”解》，里面讲《〈左传〉的文章学》的不多。我只选其中讲文章学的部分讲一下。还有，钱先生讲《左传》，不是专讲文章学，所以讲到文章学部分，讲得比较扼要。我讲《〈左传〉的文章学》，再结合学术思想加些发挥，这是我写这单篇的构思。孔子作《春秋》，好比新闻标题，《左传》好比新闻报导。光看《春秋》，好比看新闻标题，不了解内容。要看了《左传》才了解内容。但《左传》里不讲它的文章学，杜预对《左传》做了解释，也不讲它的文章学。钱先生讲了它的文章学，又不是专讲文章学的。我这单篇是结合钱先生讲《左传》的学术思想，专讲《左传》的文章学的。再像《孟子的诗论》也是单篇。这篇是讲孟子的诗论，结合学术思想，看孟子怎样比孔子有了发展，先讲孔子的诗论，借诗来讲礼，来讲仁义，不是在专论诗。孟子的诗论是专论诗，所以和孔子不同。孔子的论诗，称“劳而不怨”，诗人是“不怨”的。又说“诗可以怨”。孟子的论诗，又讲到知人论世，对于怎样的诗是“劳而不怨”，怎样的诗是“可以怨”的，通过知人论世，作了分别，即孟子论诗，要讲诗的全篇和诗人的为人及所处的社会背景，所以说孟子论诗比孔子有了发展。再谈作为“前言”的篇章。如《论〈周易〉》，即《周易译注》的前言。前言要讲一部书的，讲一部书与讲单篇不同。比方《周易》，有人称为《易经》，有人称为《周易》，因为《周易》有《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称为《易经》，容易与《上下经》相混。称为《周易》，包括《上下经》外，还有十传，如《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再加《说卦》、《序卦》、《杂卦》，称《十翼》。称为《周易》，可以包括《上下经》和《十翼》在内，所以称为《周易》。《上下经》虽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实是从八卦重复来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一）以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跟郭沫若的说法不同的，是汪宁生《八卦起源》。他调查西南少数民族的占卜法，即四川彝族的占卜法，取细竹或草秆来占卜，占卜的结果分出奇偶来，占卜三次，分出吉凶。这很像八卦。所以这种《八卦起源》说，比生殖器说更为近似。《上下经》的首卦称乾卦，最后一个爻称“初九：潜龙勿用”。倒数第二个爻称“九二：见龙在田”。倒数第四爻称“九四：或跃在渊”。这里的“龙”指什么？结合学术思想来看，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认为是指天上的“龙星”。李镜池《周易通义》采用了，还引了闻一多引《说文》：“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把《乾卦》的“潜龙”说成天上的龙星，龙星在天上，怎么会潜到地下？怎么会“见龙在田”？怎么会“或跃在渊”呢？再看《说文》：“龙，鳞虫之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里讲的龙，是鳞虫之长，不是天上的龙星。引《说文》中的两句，也不合。李鼎祚《周易集解》称：“马融曰：‘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阴历十一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这是象数说。象数说虽是旧说，反而可以讲通。闻一多说，虽是新说，反而讲不通。又《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乾卦》初九、九二、九四、九五等都讲龙，九三为什么讲君子？《周易集解》：“干宝曰：爻以气表，繇以龙兴。嫌其不关人事，故著君子焉。阳在九三，正月之时……阳气始出地上而接动物，人为灵，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忧深思远，朝夕匪懈。”这里干宝指出，爻辞用龙表阳气，好像与人事无关，所以插入“君子”，说明讲龙也关人事。又称“终日乾乾”为朝夕匪懈，可以讲通。闻一多谓“乾乾”当读为“悁悁”，“悁，忧貌”。这样改字解经和原文不合。干宝用象数说，符合原意。释“乾乾”为“匪懈”，为自强不息之意，符合原意。又《乾卦》：“上九：亢龙有悔。”朱熹《周易本义》：“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过于上而不解下之意也。阳极于上，动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闻一多则称“亢有直义”。“龙欲曲，不欲直”，“直则凶”，“凶”与原文“有悔”不合。又《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闻一多说：“群读为卷。……卷龙如环无端，莫辨首尾，故日无首，言不见首耳。”按，改“群”为“卷”，又无所据。且《易》称“无”，而解作“不见”，亦不合。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六爻象群龙并出，各秉刚健之天德。此乃比喻诸侯并立，德齐力均，不可能有帝王为之首领，但以其各秉天德，故吉。”这样看来，对《上下经》的解释，有的象数旧说，合于原意，即用旧说。有的新说，不合原意，即不用新说。如《乾卦》的“初九：潜龙，勿用。”用新说难以说通，用旧说。马融说可以讲通，即用旧说。如“九三：君子终日乾乾。”用新说，任意改字，则用旧说，即用干宝说，可以讲通，即用旧说。如“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旧说，即用《周易本义》说：“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迂曲难通；高亨的新说，比较明白通达，即用高亨的新说。这样来解释六十四卦，庶几可以解释吧。这里对专论谈了几篇，可以概括其他的专论；对“前言”，谈了《论〈周易〉》，可以概括其他的“前言”，其他各篇就不谈了。

人尽皆知戏剧是综合的艺术；但人生之为综合的艺术，似乎还没被人充分认识，且其综合意义更完满更广大，尤其不曾获得深刻的体验。收入本书的三部作品，一为传记，一为论文，一为小说，虽体裁不同，均以独自的艺术手法，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生的奥秘，描述了人生的各种体验，读来引人思索、遐想。《夏洛外传》里的夏洛，是虚构的人物——电影明星卓别麟的艺术创造。夏洛是一个追寻理想的流浪者；他的手杖代表尊严，胡须表示骄傲，一对破靴象征人世间沉重的烦恼。—有一位早期达达派作者以小说的体裁、童话的情趣，写了这部幻想人物的传记。译者在他所处的那个“哭笑不得的时代”，介绍了这一个令人笑、更令人哭的人物。《幸福之路》的观点，有些人也许要认为卑之无甚高论，但恰恰是值得我们紧紧抓握的关键。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浸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抑压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末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一尝人生的果实，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文明》的作者是小说家，他知道现实从来不会单纯，不但沉论中有伟大，惨剧中还有喜剧。辛酸的讽喻，激昂的抗议，沉痛的呼号，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人的愚蠢，怪僻，虚荣，以及偶然的播弄，一经他尖刻辛辣的讽刺，在那些惨淡的岁月与悲壮的景色中间，滑稽突梯，宛如群鬼的舞蹈。

本丛书力显独立思索和真诚言说的风貌——这里没有学科之限，也无文体之拘，惟有深切的感受和无畏的探究；这里没有学术权威，也无思潮明星，惟有真知的追求者和社会的批评家。栏目之设，皆依文稿。出版日期，随缘而定。敬请有识之士踊跃投稿。我们特别欢迎问题意识鲜明|思想交锋坦诚、论说方式独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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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末是一个无梦的世界。没有过去与未来，这样此刻的游戏与欢乐。但是，没有梦想、没有意义、没有魂灵的欢乐，还会是一种人的欢乐吗？人活着，总有梦，人，特别是那些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尽管梦中有痛苦，有紧张，有恐怖，但也毕竟有希冀，有愿欲，有追求。梦是人活下来的某种动力。李泽厚的学术探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这种重要性，首先不在于他对具体学术问题富于新意的阐释，而在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在美学学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本书1995年4月脱稿，96年2月作后记。清样早排出而未克印行，增补近年长短文数篇，可惜由“复制人”而将引发哲学机的思索（如何理解“自我”“生死”“不朽”……，它们均非“身”或先验、普遍的“心”），无法补入。集中最后一篇对谈因故多有删节。其他少数对谈文章也有类似情况。经济振兴而文难不已，也许这就是中国现代化之路所必须付出之代价？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佛说，不可说，不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