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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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文集胡愈之著胡愈之同志一八九六年九月九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一九一一年后,入绍兴府中学堂,受到鲁迅先生的熏陶。一九一四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刻苦自学。他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和民主。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创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俄国和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胡愈之一生写作发表的著作,散见于国内和南洋的各种报刊,除了少数几种出版过单行本,多未编集成书,许多文章用笔名发表,或者不署名,难以搜集齐全。现在从搜集到的五六百万字选出五百四十六篇,连同《莫斯科印象记》《少年航空兵》等书,约二百几十万字,编成六卷文集。《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因系专门著作,本书只收录其序言。译文亦不在本书编集范围之内。所选录的文章,力求显示作者各个时期的思想、主张,为了保存历史原貌,本书在编辑时对所收的文字,一般不作变动,只校正文字脱误,并将与现行通用译名差别较大的外国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改用现时通用的译名。有关国内国际政治和文化(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论述,纪念文章,均按写作发表年月顺序编排,分五个部分:一、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一年(发奋求索),二、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呼吁抗日救亡),三、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五年(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四、一九四六年:一九八五年(为了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第五部分为散文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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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蒙文通卷刘梦溪主编;〔廖平,蒙文通著〕;蒙默编校近世学界“托古改制”、“疑古辨伪”之先导——廖平,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即深受其思想的影响。本卷收入其《今古学考》、《四益馆经学四变记》、《经学六变记》等代表作。传廖氏之衣钵的登堂弟子蒙文通,是开拓近世对古代民族、文化之体系研究方法的第一人,其学由经入史,释道二藏,莫不淹通而深自得于理学。本卷收入其《古史甄微》、《经学抉原》、《儒学五论》等代表作。廖平(1852~1932),原名登廷,后改名平,字季平,四川省井研县人,近代学者、经学家。早年研究宋学,后专研经学中的今文、古文。自称治学凡六变,以一变、二变影响较大。其代表作有《古今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等。1903年因被劾为“离经叛道”、“逞臆说经”,遭革职。1911年,任《铁路月刊》主笔,支持四川保路运动。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任枢密院院长。1914年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后兼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华西协合大学教授。一生著作甚丰,已出版的达140余种,主要的辑为《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蒙文通(1894:1968),原名尔达,四川盐亭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扶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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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学术论著蔡元培著;绿林书房辑校编辑推荐:本书收录的蔡元培先生的三本学术著作和一篇论文,即《石头记》索隐、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及五十来中国之哲学。这几部著作内容博大精深,涉及面广,充分显示了蔡元培先生渊博的知识及其独到的见解和思维,对全面了解蔡元培先生的学术风格及思想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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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卷刘梦溪主编;钱基博著;傅道彬编校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处在世纪转换之际的中国,迫切需要在鉴往知今当中,获得富有前瞻性的思考。肇始于1990年左右的中国现代学术,在方法上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并开始中西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学者们在认定学术本身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之重要标志的严复译著起,一大批学者在传统与现代的?换阒校ü沽嗣志貌槐浜陀胧本阈碌乃仄犯瘢哂锌僖庖搴褪痉蹲饔谩U庑┚渲鳎砸谥泄蹊驳奶祚罚晌袢昭ё硬痘裱剂楦械闹匾慈1敬允榻细础⒖涤形⒘浩舫⒄绿住⑼豕⒑省⒔鹪懒亍⒐蓑「铡⒎胗牙肌⒊略⒗罴谩⑿苁Α⒙逞浮⑽忮怠⑽饷贰⒊率υ⒄啪健⒎蕉馈⑻凭恪⒘纹健⒚晌耐ā⑻烙猛⒉淘唷⒀钍鞔铩⒂嗉挝⒄栽巍⑶⒙硪桓 ⒐簟⑻椤⒀钗幕帷⑴纷罱ァ⒙莱巍⒏邓鼓辍⒍鞅觥⒑橐怠⒀盍 ⒙拚裼瘛⒊乱〉认执蹙拮泳哂泻阍谝庖宓木渲鬏图黄穑日故玖酥泄执踝憧杀氡俅木薮蟪删停嫦蛭蠢础⑵笈胃筇诜傻闹谢褡逄峁┗裰吕硇酝鞯木裼N奖阍亩粒烤砬案接凶髡咝〈砗蟾接凶髡叩难跄瓯砑爸鲆俊? 本书乃一代学术大师钱基博先生学术著作之精选,包括享有盛誉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经学通志》、《近百年湖南学风》等,同时也将他的部分学术散论如《汉儒显真理惑论》、《治学篇》(上、下)等搜罗一处。“钱先生以硕学高文孚海内众望,其文章笔势雄健,意气凌云,典雅古劲,事理通明,其学熔裁经史,旁涉百家,勘为天下通儒。”(——陈平原语)本书所收诸文,正是明证。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古文学家。钱基博一生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其学术著作主要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必读》、《经学通志》等,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规模宏大,这两本书正是在他通读古今专集的基础上,剖析源流,高挹群言,自出手眼的两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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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巢漫笔陈乐民著内容分为:文、史、哲、学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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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季羡林主编片断:最后,还要看一看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的情况:成绩很大,这为主;但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是其次者。即使我们现在暂且不谈2000年前对印度文学的介绍,我们近代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已将近100年了。在这期间,我国的先进的学者把大量的外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最初当然是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琴南竟然同别人合作译出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到了鲁迅时代,他以惊人的毅力毕生锲而不舍地介绍外国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30年代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局面。解放后,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成绩更是远迈前修。质量与数量都决非解放前能够比肩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也无助于进步。倘若把过去的将近100年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与总结,就会发现,我们的介绍,无论从国别方面,还是从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方面,都有不平衡之处,片面之处。我们从来很少制订什么介绍计划,即使有了计划也由于某一些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有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把上面说到的几点归纳起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再在锦上添一点花,好像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怎样来在锦上添花呢?我们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补直罅隙过去的翻译和介绍,既然还有点不够全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不全面或者缺陷弥补起来。这种例子多得很,简直是不胜枚举。我只举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印度。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印度文学爱好者。在谈话中,他认为一部印度文学史就是这样的:古代有两部大史诗(连这两史诗也只是听到名字),中间有一个迦梨陀娑,他的名著是《沙恭达罗》,近代有一个泰戈尔和一个普列姆昌德,如此而已。我听了简直大吃一惊,啼笑皆非:难道印度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吗?继而一想,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我们从事印度文学研究的人,没有全面地介绍印度文学。就连那两部蜚声世界的两部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过去也没有认真介绍过。造成这种恶果的就是我们自己。其他国家情况也差不多。连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过去没有注意到。今天既然知道了,当然要加以改正。一般说起来,我们对欧洲中世纪一直到古典主义这一段的文学介绍得比较少,其他国家的中世纪或与中世纪相当的文学也介绍得很不够。一提到中世纪就想到黑暗时代。现在已经有人发现,那个时代也并非完全黑暗。当然我们也决不能说,那个时期的文学特别繁荣,特别优异,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个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有其特点,我们也应当适当地加以介绍。至于一些小国家,一些大国家的小的语种,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一些国家的古代文学,比如伊朗和埃及,介绍得几乎等于零。过去我们介绍外国文学,往往有一阵风的情况,说是泰戈尔,那就大家都瞅着泰戈尔。说是巴尔扎克、高尔基,那就大家都瞅着巴尔扎克、高尔基,一涌而起。不是说这些伟大作家不应该介绍,而是说要有计划地全面地使用力量。我们过去没能做到这一步,现在都要加以弥补。后记:后记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重的老人!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开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1995年3月18日本书前言《东方研究》(历史专号)前言《东方研究》曾出过一期东方文学,现在再出版一期历史。同文学一样,我们对东方国家的历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只如蜻蜓点水,认真严肃开展工作,现在才只能说是开始。文学的那一只报春的燕子已经飞出去了,现在我们再放出一只历史的春燕。总起来看,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各国历史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我们北京大学东语系也不能例外。我们学习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这一点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又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国几千年来保留下来了大量的史籍,其中有很多有关东方国家的记载,这些记载一般都是翔实可靠的。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些记载都是非常宝贵的。世界各国研究东方史的学者都可以利用这些资料。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的学者利用起来会更容易,更方便,因而也就更有责任,把这些史料整理好、利用好,写出价值比较高的著作。这是全世界东方史学家对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东语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愿与大家共勉之。常言道:“一燕知春”。我们东语系力量很薄弱,只能算是“一燕”。但是我们却不满足于一燕。我们希望的是,在东方史研究的园地里飞燕满天。198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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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季羡林主编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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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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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校笺陶潛《陶渊明集校笺》以陶澍注《陶靖节集》为底本以宋绍熙曾集刻本等多种有价值的本子校勘,细审密校,用力甚勤。笺注综合前贤旧说,而又多所匡正、补阙。于陶渊明生平经历、交友、诗作背景、主旨等项创见尤多。书后附有“各本序跋”、“陶氏宗谱节录”、“陶氏宗谱中之问题”、“陶渊明年谱简编”、“陶渊明评论选辑”等栏目,极便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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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暂缺简介...